第一章 “筆抵萬軍”的著名報人邵飄萍
他，毫不畏懼，敢於發文討伐袁世凱的卑劣賣國行徑，敢於揭露北洋軍閥的賣國醜行和鎮壓學生的暴行，敢於直麵張作霖、吳佩孚的淫威；他，交友甚廣，與革命先烈孫中山先生和李大釗先生等情深篤厚，與馮玉祥將軍、郭鬆齡將軍肝膽相照；他，憂國憂民，以手中的筆作為武器，向當權者和外國列強發起挑戰，以追求國家強大，民族興旺，百姓安康。他就是，“一支筆抵過十萬軍”的著名報人邵飄萍，一個早期的共產黨員。
寒門才子 倒“袁”先鋒
邵飄萍（1884～1926）原名鏡清，後改為振青，筆名飄萍，浙江東陽人。邵飄萍的曾祖父邵棕球是當地有名的書生，性格剛烈，性情耿直，在當地很有名望。祖父邵煜光早年走失，靠奶奶將邵飄萍的父輩養大，邵飄萍的父親邵桂林是個寒門秀才，以教書為業，膝下四子四女，邵飄萍最小，加上祖母，家庭有十多個人吃飯，生活過得非常艱辛。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社會動亂，東陽當時社會不太平，於是很多東陽人紛紛遷往附近的蘭溪、建德等地謀生，邵飄萍的父親邵桂林帶領全家遷到離東陽不遠的金華。
邵飄萍5歲隨父啟蒙，在父親的教導下，邵飄萍學習刻苦，很快成了當地有名的“神童”。6歲讀書，10歲能作文答對。14歲的邵飄萍在父親的督促下，前往杭州參加科舉考試，考取了秀才第一名，主考官考慮年幼容易驕傲，把他降為第10名。1903年，邵飄萍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學，1906年，年僅21歲的邵飄萍，在父親友人的幫助下，赴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8歲入浙江高等學府，在校期間受梁啟超思想的影響，開始為《申報》撰稿，被聘為該報特約通訊員。畢業後邵飄萍回到金華任教，仍然繼續為《申報》撰稿。
邵飄萍年輕時積極參與救國救民的運動，辛亥革命前夕，不斷接受進步思想的熏陶，立誌“新聞救國”。辛亥革命勝利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布《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時間，各種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湧現。邵飄萍的辦報欲望被點燃，他難以抑製心中激動的情緒，毅然辭去令人羨慕的教師職務，隻身來到杭州。在考察完當時杭州的所有報紙之後，他找到《漢民日報》報館，拜訪了這家報紙的社長杭辛齋，二人一見如故，邵飄萍很快便加盟《漢民日報》，並被該報聘為主編，實現了自己“新聞救國”的願望。
在《漢民日報》工作期間，邵飄萍發揮了他的強項，針砭時弊，抨擊地方官僚，討伐“袁賊”，遭到袁世凱的痛恨。一次，袁世凱手下從屋頂向報社投彈，邵飄萍他們提前得到情報，早有防備，在樓梯、窗戶、陽台等地方鋪墊了被褥、棉花和布料等，避免了爆炸的發生。1913年3月，當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刺客暗殺後，邵飄萍立即指出“有行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矛頭直指袁世凱。他抨擊當局“嗚！內務部。嗚呼！內腐部……人但知強盜可怕，不知無法無天的官吏比強盜更可怕！”，並稱“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
1913年8月10日，由於邵飄萍等人的言論，浙江都督朱瑞以“二次革命”嫌疑罪逮捕邵飄萍，封閉《漢民日報》館。獲釋後，邵飄萍仍毫不畏懼，身騎大白馬，回鄉看望父老鄉親。之後，他於1914年臘月東渡日本，就讀於浪人寺尾亨為中國人辦的政治學校。在日本期間，邵飄萍登門拜訪孫中山先生，並結識了一些革命黨要人（如黃克強、陳友人、陳英士、黃庸白等）和一些新聞界的摯友（如張季鸞、胡霖、潘公弼、楊虎公、徐佛等）。學習期間，他和潘公弼等三個同學創立《東京通訊社》，為京、津、滬、漢等城市著名報紙寫東京通訊，重點報道留日學生和愛國華僑在日本開展反袁活動的情況，同時揭露日本政府的侵華野心。
1914年8月21日，《朝日新聞》發《中國新議定書》六條，說中國已經同意作為日本的被保護國，第三國不得侵害中國。否則，日本將采取“臨機必要之處置”。這樣一來，中國就被日本控製了，日軍要入侵中國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對中國而言，危機就在眼前，邵飄萍立即將日本媒體報道的消息電發國內，提醒國人奮起反抗。時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日本就趁德國無暇東顧，對德宣戰，聲稱替中國收回被德國占領的國土，派大批軍隊在山東半島龍口登陸，強占青島和膠濟路全線。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作為支持袁世凱稱帝的交換條件。袁世凱為了達到稱帝的野心，居然準備承認。這個肮髒的交易雖然在極端秘密地進行，但是，還是被嗅覺靈敏的外國媒體獲悉，並公開發表。邵飄萍最早向國內及時提供報道，予以揭露。李大釗也為“留日學生總會”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呼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挽救瀕於危亡中的祖國。兩人為反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一揭一呼。“二十一條”被披露後，海內外華人同聲聲討袁世凱。邵飄萍繼續組織留日學生利用報紙、雜誌、集會等方式抗議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1915年5月9日，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接受“二十一條”，全國掀起了反對“二十一條”，打倒袁世凱的強烈呼聲。當年12月，袁世凱登基稱帝，上海新聞界電邀邵飄萍回國，加入倒袁鬥爭。他回國後，擔任《申報》、《時報》主筆，僅1916年的前五個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36篇社論、134篇時評，對袁世凱進行猛烈的抨擊。
《申報》骨幹 智鬥軍閥
《申報》是當時上海的一張大報，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創刊，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1949年5月27日才停刊，前後共有77年的曆史，《申報》的創辦人是英國商人美查。1907年，上海金融家席裕福買下了申報館，從此，申報館由中國人掌控。1912年，史量才成了申報館的大股東，對《申報》進行了重大調整，此後，該報很快成為當時上海發行量最大，同時影響力最廣的一份報紙。
1913年3月開始，邵飄萍就開始為《申報》寫稿，至1916年6月，他在該報撰寫的稿件共有70多篇，在《申報》的“北平特別通訊”欄內大膽揭露北洋軍閥的醜行。這期間他發表了著名的時評《預吊登極》：“京電傳來，所謂皇帝者，不久又將登極。嗚呼！皇帝而果登極，則國家命運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極矣！但二月雲雲，尚須多少時日，各處反對之聲勢，再接再厲。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呼！記者是以預吊！”1916年6月，袁世凱在舉國討伐聲中死去，邵飄萍被史量才聘為《申報》駐京特派記者，以加強中央政情的采訪和北京新聞的報道。從此，邵飄萍開始了京城十年記者的生涯。
當時的北京報紙不是很發達，邵飄萍一到北京就進入了角色，每天要給《申報》發回大量的新聞專電。原先，上海的《申報》、《時事新報》的北京專電，每天不過一二百字，在他的努力下，《申報》每天的北京專電增加到500字，甚至達到兩三千字。為了讓讀者了解較為詳細的時局信息，他還配合專電，隨時向《申報》寄出內容較為詳盡的“北京特別通信”。邵飄萍反映北京時政的“北京特別通信”因為有很強的可讀性，而且結合時局，視角獨特，寫法上不拖泥帶水，很快吸引了讀者，成為了《申報》占領市場的一大法寶，《申報》的發行量很快超過了1.4萬份。
為了采寫到有價值的新聞，邵飄萍憑著對新聞事業的執著，會采取各種辦法，動用各種手段實現。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