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33個國家先後卷入戰爭。在是否參戰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顯得猶豫不決，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論，北洋政府決定參加英、法、俄的“協約國”，對抗德、奧、土的“同盟國”，但遲遲不敢宣布。作為記者的邵飄萍深知此條信息對國民的重要性，為了采寫這條新聞，緊急趕往總理府，被拒之門外，但他看到掛有總統府車牌的車輛可以自由進入總理府，於是，他通過朋友弄來了一輛掛有總統府牌照的車輛，直抵總理府。他請總理府守門官呈報段祺瑞要求段總理接受采訪但遭拒。該守門官說，這三天段總理不會客，就是他的秘書、侍從也不接見。邵飄萍於是掏出錢來賄賂門衛，請他“通報段總理邵飄萍來采訪”。
令人意外的是，段祺瑞很爽快答應了采訪的要求。邵飄萍開始間接探問，但段祺瑞就是不談戰事。於是，邵飄萍又單刀直入提問，說三天之內如在北京走漏消息，願以泄露“國家秘密罪”接受法律的嚴懲，並立下“軍令狀”，段祺瑞再也無法拒絕，就把政府決定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的決定和細節，以及首先調在法華工15萬，參與協約國修建工事等情況予以透露。邵飄萍得到這個特大新聞，迅速趕往電報局，用密碼將這個新聞發往上海的《申報》和《時事新報》，《申報》和《時事新報》迅速出版發行“號外”，上海迅速轟動。四天後，報紙到達北京，北京也轟動起來，但這已經超過了邵飄萍與段祺瑞的三天期約，且消息從上海傳入北京，段祺瑞沒能掌握此次泄密與邵飄萍的證據，也就不敢貿然處置邵飄萍。邵飄萍正是利用超人的膽識與北洋政府鬥智鬥勇。
段祺瑞政府名為參戰，實為逐步壯大自己的勢力。對德國宣戰後，段祺瑞政府不但沒有收回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反而進一步向日本出賣中國。1918年5月，段祺瑞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根據協定，日本軍隊可以在北滿洲國等“軍事行動區域內”設置諜報機關，中方要向日方提供“軍事所要之地圖和情報”，日後當日本進犯蘇俄時，中國要派遣軍隊，還要置於“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此外，段祺瑞政府還將中國的鐵路、電訊、森林做抵押，大肆向日本政府借款5億日元。段祺瑞政府的種種罪行，邵飄萍看在眼裏，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筆杆子”，利用報紙作為媒介，不斷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
邵飄萍剛到北平不久，除了為《申報》寫稿子外，還覺得應創辦一家通訊社，以此來改變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我國之政聞”的狀況。於是1916年8月，邵飄萍成立了新聞編譯社。新聞編譯社的主要業務是采編北京的新聞以及選譯部分外電，通過手寫或者油印的方式，每晚7時左右向北京各報館及外國駐京記者以及上海的《申報》等油印發稿。發稿次數為每日一次，每次幾十份，由雇員騎自行車將之分送給報館，並向外埠各報郵寄。新聞編譯社不受製於軍閥和政客，表現出相對獨立性，因此也經常受到當局的掣肘和壓迫。在張勳複辟時，編譯社就被強行停止出刊數日。
創辦《京報》 “五四”幹將
1912年－1928年，中國處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下，軍閥頭子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各統治了4年。這些軍閥頭目都有各自的軍隊、地盤和靠山。他們荼毒百姓，賣國求榮。當時的首都北京，是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勢力為了掌握話語權，影響輿論，往往以“津貼”的名義資助報館經費。報館得到某派勢力的資助，自然替他說話，攻擊對手。更有甚者，有的軍閥幹脆自己出錢辦報。當時北京大大小小70多家報紙，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如《北京時報》是段祺瑞的喉舌，《黃報》接受的是張宗昌的資助，《順天時報》的後台是日本人等。它們隨政局沉浮，無一貫的政見和主張。沒有“報格”是當時北京許多報紙的共相。
在北京的兩年，邵飄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獨立的報紙，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獨立地發言，獨立地報道，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民眾，以反映民眾的呼聲，做民眾的喉舌，表達自己的心跡。於是，1918年10月5日，他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創辦了著名的《京報》。他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指出：“時局紛亂極點，乃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京報》日出版兩張，邵飄萍依靠辦《漢民日報》時的經驗，參考在日本、京滬各大報紙的版麵設計，出版的報紙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它的一、四版為廣告，二版分評論、特別記載、國內外要聞諸欄目，三版為各省新聞、北京瑣聞、政府命令以及“顯微鏡”欄目等。
創刊初始，邵飄萍與公弼兩人獨攬報紙的采編工作，報紙出版一個月，銷量增至4000份，當時北京報社、通訊社很多，其中人員複雜、良莠不齊，魚目混珠，各靠後台老板維持報業。有的甚至專幹敲詐勒索，有的人則掛名領幹薪。北洋政府為了控製輿論界，往往給報社分等級，“贈送”宣傳費加以收買。各報社所領款額少則五十元，多則六百元。對於這種行為，邵飄萍恨之入骨，在《京報》上大肆抨擊，揭露一些報社、通訊社為了取得“津貼費”，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喪失了新聞業公正立場。《京報》創刊不久，很快在讀者麵前豎起了愛國反帝的旗幟，受到了廣泛好評。
無黨無派、不以特殊的權力集團為後盾、主張言論自由，以此定位的《京報》很快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聲望傾動一時。《京報》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代表著新潮流，不久便成為了“五四”運動前的強大輿論陣地，有力地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對北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方針，聘請了當時提倡思想革命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邀請激進民主主義者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兼教授，胡適、劉半農、楊昌濟等知名學者都雲集北大，北大一下子由一個封建思想、官僚習氣濃厚的學府變成了一個思想開放、學派林立的陣地。1918年10月，邵飄萍促成北大成立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正為《京報》奔波的邵飄萍不顧勞碌，堅持每周去講兩小時的課，這也開創了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在首批學員名單上，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楊晦、譚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飄萍影響力之深遠，可見一斑。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法、日、意等組成的“協約國”打敗了德、奧等組成的“同盟國”。1919年1月18日，“協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北洋軍閥派出了專使陸徵祥（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公使）、王正廷（南方軍政府代表）、施肇基（駐英公使）和魏宸祖（駐意公使）出席巴黎和會。專使迫於國內民眾的強大壓力，在和會上提出了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廢除日本與袁世凱秘密簽訂的“二十一條”，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不死，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帝國主義予以拒絕。
1月21日，日本政府無視中國專使關於廢除原與德國簽訂的青島條約，由中國恢複所有權的正當要求，悍然以退會相要挾，妄圖維護已經取代德國在華權益的既成事實。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目的，曾在和會上提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協約國”管理，日、英、法強烈反對。基於聯合反蘇的利益，美國對日本作出妥協，與英、法等國一道，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無理拒絕了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當權益。當時，主持外交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都是親日分子，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當消息傳到國內，全國人民憤然，紛紛痛斥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4月30日，巴黎和會正式決定把以前德國在山東搶占的土地、鐵路、礦山及其他一切特權歸日本繼承。5月1日，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完敗的消息見諸報端。上海《大陸報》最先透露，稱中國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5月2日，北京《晨報》發表了總統徐世昌的顧問林長民所寫《外文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沉痛寫道“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噩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