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帝製禍首變成“特科”的楊度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刊出了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紀念周恩來的文章《難忘的記憶》。王在文章中披露，周恩來臨終前不久，通過秘書告訴他的一件事：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的“六君子”之一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周恩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並直接領導他。周總理還讓王冶秋轉告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辭目時，要把他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一個封建帝製的骨幹，後來居然成了中共黨員，且是周恩來親自為其作證，這就是楊度的傳奇之處。
師學名家 推崇立憲
楊度，字皙子，號虎公。187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石塘村一戶農民家庭。6歲喪父，孤兒寡母，生活極其困難，隻能靠伯父楊瑞生資助維持生活。楊度和妹妹都長得聰明俊秀，楊瑞生非常喜歡這兩個孩子，除了生活上照顧外，更有意在教育方麵重點培養，想從他們這一代來創建楊家的書香門第。楊度從懂事時即入私塾學習，成績優秀。1895年，21歲的楊度拜近代湖南大儒王闓運先生為師。
王闓運，宇壬秋，又字壬父，生於1833年（道光十三年），卒於1916年（民國五年）。是我國近代著名的經學大師、國學大儒、大詩人、大史學家、大教育家。王先生因材施教，將三門學問分別傳授給他的學生：一是應付科舉考試的“功名之學”；二是詩文之學——木匠出身的齊白石是他的學生；三是他自認最高的“絕學”——“帝王之學”。
王闓運非常喜歡楊度這個天資聰穎，胸懷壯誌的學生，想將一輩子所學的東西全部傳授給他。一個冬夜，他把楊度叫到身邊問道：“我這裏有三種學問：功名之學、詩文之學、帝王之學，你想學哪一種呢？”楊度毫不思索便回答“帝王之學”。王闓運先生研究“帝王之學”一輩子，一直想找個學生繼承自己的學問，但一直沒有令他滿意的，這一回答令王闓運先生非常滿意。盡管王闓運不斷提醒，這門翻雲覆雨的學問風險極大，但楊度表示隻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偉業，即便不得善終，也毫無怨悔。
所謂“帝王之學”說簡單一點，就是物色、選擇、擁戴、輔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學。在輔佐“非常之人”時，設計非常之謀略，建立非常之功勳。自古以來多稱其為“帝王術”，認為它是有“術”無“學”的。“帝王術”一詞大約最早出現在《史記? 商鞅列傳》的讚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的內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諸方麵：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沒有終極關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是很恰當的。因為它隻是個“術”，因此就缺少規範，目的就是一切。傳統文化的非規範性的一麵，在“帝王學”上表現得特別強烈。
楊度的青年時期，正是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淪年代。先進的知識分子，痛感民族危亡，朝不保夕，積極倡導維新變法，企圖挽救民族於危難之中。1897年，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等維新派人士在長沙創辦了時務學堂，聘梁啟超為總教習，並設立“南學會”，出版《湘學新報》和《湘報》，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廣大的知識分子大都卷進了這股熱潮之中，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楊度也不例外。當他會試落第後，一方麵痛感清廷的腐敗，曾上書朝廷，要求參加甲午戰爭；一方麵積極投身革命浪潮，如饑似渴地學習維新派介紹到中國來的新學，廣泛地閱讀了從哲學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種新書，想從中尋求救國的真理，把自己從國家和個人前途的雙重苦悶中解脫出來。當時的頑固派思想頑固，對所謂的新學持排斥態度，新舊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楊度的老師王闓運就是頑固派的頭目，對楊度接受所謂的新學非常不讚成，因此，師生間出現了思想矛盾。
1902年，楊度瞞著老師王闓運自費去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速成班。（弘文學院是當時日本政府文部和外交部聯合主辦，由外交部主持的一所專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校內設教育科，分速成和普通兩班，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主持其事。）受留日學生影響，楊度日趨激進，上課之餘主編《遊學譯編》月刊，並為了獲得辦刊經費回國。
1903年，由四川總督錫良舉薦，楊度參加朝廷舉辦的經濟特科考試，初試名列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叫梁士詒的廣東人）。考試揭榜後，慈禧太後向軍機大臣征詢對經濟特科錄用人才的意見。軍機大臣因與閱卷大臣張之洞有矛盾，於是趁機說，梁士詒的名字與康有為（又名祖詒）、梁啟超的姓名各一字，有人說他是“梁頭康尾”。平時就很嫉恨康梁新黨的慈禧太後甚為惱火，因而誤認為梁士詒是康梁的同黨，於是決定不予以錄用，並下令查辦閱卷大臣張之洞。楊度因為與梁士詒是同科錄取，加上他在試卷中又大談新學，於是也被認為是新黨分子，遭清政府拿辦，楊度隻好在家避難。
不久，楊度又去了日本留學，進了法政大學速成班，這也是一個專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學習期為一年，專攻各國憲法與政體學。期間，楊度努力汲取西方民主思想，寫了不少介紹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他還仿照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歌詞激勵少年愛國之誌，豪情奔放，讓人聽後熱血沸騰：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應作斯巴達；
中國將為德意誌，湖南當做普魯士。
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死盡。
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
因為他非常活躍，在留學生中以精通各國憲法、能文善辯著名，1904年楊度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他痛恨列強欺淩，看到朝政日益衰敗，熱切希望國家能富強進步，但不讚成革命而主張君主立憲。他在長達14萬字的《金鐵主義說》中提出了“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學說，倡導政治革命，對西方的國會製、責任內閣製、人民的自由權利等介紹非常詳盡，指出“人人可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斷言中國不可行民主立憲，隻可行君主立憲。隻有君主立憲才是挽救國家危亡的最好良方。其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如果中國實行民主立憲，對內必使五族分裂，對外必招致列強瓜分，從而導致領土不完整；二是君主不必廢也不能廢。他認為要保全領土，就要保全君主，即所謂的“國形不可變，國體不可變，惟政體可變”。
代寫報告 借袁圖“誌”
楊度自從擔任留日學生聯合會的負責人以後，參與了許多愛國運動，並且成了愛國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1904年秋，湘、鄂、粵三省愛國人士反對美帝國主義勢力攫取粵漢鐵路築路權的陰謀，要求廢除1900年簽訂的粵漢路中美借款續約，主張收回路權，以維護國家主權。楊度在三省留日學生中發起組織湘、鄂、粵三省鐵路聯合會，響應三省人民的護路運動，發表《粵漢鐵路議》，力陳廢約自辦的主張，得到了各方的讚許，因此成了留日學生界護路運動的領導人物，由留日學聯公推為“總代表”回國，參加國內的護路運動。
根據楊度老師王闓運的對策，楊度提出官紳籌款自辦的主張，不久粵漢鐵路收回自辦，他圓滿完成任務，聲望大增。在各地做護路宣傳講演時，楊度還不忘宣傳他自己的君主立憲主張，乘機擴大他的政治影響。他在湖南中路師範宣講《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之比較》，在湖南省谘議局講過《君憲精義》。因為他的宣傳言論超出了護路的範圍，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又和革命黨人大相徑庭，所以引起了湖南革命黨人對他的不滿，但他毫無顧忌，到湖北後，他拜見兩湖總督張之洞，改變了原來鐵路“民辦”主張，向張建議“官商合辦”。
1905年下半年，清政府為了欺騙人民，挽救日趨崩潰的封建專製統治，打出最後一張王牌——預備立憲，成立了所謂考察政治館，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以熊希齡為隨員。因為考察憲政的清朝官僚根本不知道立憲的意思，他們周遊列國，花銷無數，最後為向慈禧太後交差，便想出了請人捉刀代筆寫考察報告的鬼點子。當時定下了兩個人選，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楊度。但梁啟超因為戊戌變法對朝廷懷恨在心，“五大臣”擔心他不會輕易答應做這種事情。“五大臣”隻好委派楊度的同鄉好友熊希齡遠赴東京，去做楊度的工作。熊希齡與楊度是同鄉舊友，楊度難以推辭。更為重要的是楊度對當局的態度，較之梁啟超與孫中山等人，又要溫和一些，他要實現的是君主立憲的遠大抱負。因此，雙方一拍即合，楊度欣然接受熊所囑托的任務。後來，楊度又大費口舌，以“借屍還魂”之喻勸服梁啟超寫下《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楊度則提交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兩篇文章。
這一事件對梁啟超可能沒什麼影響，但對於楊度卻價值非凡，他因為這兩篇文章博得了“憲政專家”的大名，為1907年的飛黃騰達鋪設了堅實的階梯。在兩篇奏文中，楊度明確提出了“廢除專製、實行君憲”的主張，希望借此推動清廷變法改良，實施憲政。
1907年，梁煥奎、範旭東籌備湖南憲政公會，有意擁楊度為會長。10月，楊度從日本回到長沙料理其伯父楊瑞生的喪事。12月，湖南憲政公會成立，楊度被推舉為會長，起草《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經過老師王闓運作修改，聯絡不少湖南名流聯名上奏，開“國會請願運動”之先河。
1908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名向朝廷保奏楊度“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楊度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楊度進入憲政編查館後不久，袁世凱向西太後建議招聘精通憲法的人士，充任講師，在頤和園為皇親貴族講解憲法，並且推薦楊度擔任講師。楊度當場答複數十條質詢，極力主張開設民選議院，且表示要堅持到底，以引起朝野注目，為君主立憲造勢。這也是他和袁世凱政治上結合的開始。
袁世凱與楊度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楊度第一次留學日本時。當時楊度在日本弘文書院的老師嘉納極力推崇袁世凱的“治世才能”，鼓吹袁世凱的才能完全可以和李鴻章相提並論。因此，楊度對袁世凱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好感。袁世凱也早就注意到楊度的君主立憲言論，當楊度還在日本留學時，袁世凱就在天津設立憲法研究所，並且聘請楊度為顧問，後來又將楊度推薦進入憲政編查館。麵對袁世凱的種種禮遇，楊度更是感恩戴德，將袁世凱視為知己，認為袁世凱能幫助自己實現君主立憲的偉大政治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