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清史參考》，2012（5）。
晚清時期，麵對著內憂外患，政權風雨飄搖、朝不慮夕的危急局麵，清朝統治者當然不會無動於衷，束手待斃。他們采取了兩手並用的應急措施：一手是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對威脅統治權力的敵手全力鎮壓；另一手是在可能範圍內實施某些政治、經濟變革，力圖以此加強統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機。這種情況，最明顯的發生在19世紀50、60年代和20世紀的最初十年。
前麵一手，當然是對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鎮壓，這個眾所周知，不必多說。在鎮壓太平天國時，在外敵不過是“肢體之患”、“肘腋之憂”而造反的農民則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導下，不惜向剛剛占領過京師、給予清王朝沉重打擊的外國侵略軍求助，實行“借師助剿”，聯合鎮壓。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質。
另外一手，則主要表現在鹹、同年間的洋務運動和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與預備立憲上。
洋務運動和新政、預備立憲，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這是不應該忽視和否定的。洋務運動時期，建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行輪船，在中國首次引入了機器生產；開同文館，派留學生，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所有這些，可以說邁開了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預備立憲，把學習西方從器物層麵伸展到製度層麵，一定程度上推進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這些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清代官德叢談清朝統治者的自救努力為何未能挽救滅亡？
但是，社會實踐對這些活動作了最好的評判。洋務運動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新政和預備立憲，在革命風暴的衝擊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曆史的過眼煙雲。
為什麼清朝統治者的這些自救努力，終究沒有能挽救他們的滅亡命運呢？在我看來，這些活動存在著三個致命的弱點：一個叫做“表不治本”，一個叫做“緩不濟急”，一個叫做“勢不可為”。
先說“表不治本”。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是“中體西用”，就是說，封建君主專製製度這個本體是不可動搖的，西方的“堅船利炮”等物質文明則可以拿來應用。新政和預備立憲雖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麵的革新，但出發點和歸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皇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欽定憲法大綱》）。在封建主義統治秩序的基礎上嫁接一些資本主義的因素，這就使它陷入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梁啟超批評洋務運動是“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戊戌政變記》，卷5），譚嗣同的批評是“不務本而欲齊其末”（《記官紳集議保衛局事》），康有為則指出洋務運動是“根本不淨，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書》）。這裏所說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專製主義這個“命根子”，不跳出這個藩籬，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樓閣，不可能取得實際效果。其實這一點，洋務運動的掛帥人物李鴻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談話中，就坦率承認：“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但碰到大風大雨，“自然真相敗露，不可收拾”（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