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清史參考》，2012（6）。
1945年黃炎培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談到的“興亡周期率”，是大家所熟知的。清王朝同其他曆朝曆代一樣，當然沒有也無法“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想當年，滿族初興之時，朝氣蓬勃，英勇善戰，憑著強勁的民族精神和正確的政治軍事方略，迅速地一統天下，真所謂“其興也勃焉”。那時的統治階級，“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努力去克服各種“艱難困苦”，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在建立了全國政權之後，繼續實行了一係列基本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政策，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會穩定和繁榮。
然而，正如黃炎培先生所說，“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封建統治的各種弊端日益顯露，有“政怠患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榮取辱”的，總之，吏治愈來愈敗壞，“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最後免不了“其亡也忽焉”的命運。
怎樣看待清王朝這個國家政治權力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政治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政權作為一種上層建築，當然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清代在鴉片戰爭之前，是一個獨立的以封建製度為基礎的社會，它的上層建築包括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法律觀念以及適合於這些觀念的製度，清代官德叢談清王朝與“興亡周期率”
當然要反映、維護、鞏固封建製度的利益和要求。對這個問題，我們曾經有過某種簡單化的認知，認為既然封建製度是黑暗的、落後的，那麼作為這個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清王朝自然也是徹底反動和罪惡的。半個世紀前，周恩來總理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封建製度是壞的，但統治階級中也不是一無好人，盡管他們對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時的人民對這些人還是歌頌的”（《周恩來選集》，下卷，197頁）。曆史上的統治階級中也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人物，“封建王朝裏邊也有一些有進步作用的東西，有的帝王也做過促進曆史發展的事情，我們也不能采取非曆史主義的觀點一律抹殺”（《周恩來文化文選》，79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他甚至稱讚“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數學，很有學問”。同時也指出，“中國當時封建經濟的統治比較穩固，工商業不發達，康熙隻致力於發展封建文化”，沒有能像同時代的俄國彼得大帝一樣汲取西歐的經驗，推動工商業和科技的發展（《周恩來選集》，下卷，320頁）。這些話，今天讀來也許不會感到那麼強烈的新奇和震撼，但在那個流行“打破王朝體係”和打倒一切帝王將相的年代，不能不說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
實際上，國家權力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大體有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權力沿著社會、經濟發展同一方向起作用，這時國家權力從主要方麵就表現為一種積極的推動力量；二是國家權力逆著社會、經濟發展方向起作用，那時就會阻礙曆史的發展，甚至引起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崩潰；第三種情況是國家權力設法改變原有的發展方向，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但結果不是回歸到第一種，就是回歸到第二種。有清一代，這三種不同的情況幾乎都曾發生過。清代前中期，經過長期戰亂，國家要求統一，社會要求穩定，經濟要求發展，清王朝實行了一係列有利於這些的方針、政策，取得了政治的安定、經濟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正是這樣，才迎來了所謂的“康乾盛世”。到了清代的中晚期，社會矛盾逐漸激化，後來民族矛盾更上升為主要矛盾，政治動蕩，民生凋敝，麵對這樣的局勢，清王朝無力應對，因循敷衍，營私腐敗，殘民以逞，喪權辱國，這時的政權便成了社會前進的障礙。這中間，清王朝通過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也曾想某種程度地改變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方向，納入部分資本主義的因素，但這個時候的中國社會，已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相應的這個政權，也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權，它根本無力解決民族獨立及維護國家主權這個根本問題，也就必然失去了解決其他各種社會矛盾的基本前提，最後仍然回到第二種狀態，成為革命勢力和人民群眾不得不加以推翻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