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明清論叢》第10輯。
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全國政權，至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急風暴雨衝擊下宣告隕滅，統治中國達268年之久，是我國曆史上封建君主專製主義的最後一個王朝。
從清朝覆亡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初，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全社會當然也包括學術界，對清朝曆史地位的總體評價是不高的。指責、批判、否定的比較多，而肯定其積極作用的則甚少。整個清朝的曆史常常被全盤否定，一筆罵倒，描寫成一團漆黑。有的學術著作認為整個清王朝的統治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阻滯了社會經濟的前進，摧殘了中華文明，推遲了中國曆史的發展進程，甚至造成了曆史的大倒退。這種認識所以一時成為社會的流行觀念，有極其複雜的原因，大體說來，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麵加以思考：
一是清朝建立之初，一些人受“華夷之辨”傳統觀念的影響，把改朝換代看做“國破家亡”，新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受到質疑。再加上滿族貴族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確實實行了殘酷野蠻的屠殺政策，大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揮之不去的殘暴曆史形象。
第一章清代官德叢談清朝曆史地位的總體評價二是清代不管經曆了何等曆史的輝煌，但無論如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從先進到落後的深刻轉變與巨大落差，確實是在清朝這個曆史時期發生和實現的。特別是到了晚清，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淪落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這段屈辱的曆史理所當然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難以忘懷的傷痛。
三是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為了動員群眾，宣傳革命，集中力量對清廷的腐朽黑暗的統治進行了無情的揭露。這種揭露，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在當時是有其曆史合理性的：“清末，鼓動革命的文章，例如鄒容寫的《革命軍》，現在讀起來還會感到痛快淋漓。當時人們把滿族說得壞些，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樣看待滿族了。”（《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3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這是因為，革命宣傳畢竟不是也不能替代對整個清代曆史的科學評價。
四是新中國建立之初的一段時期內，因為在運用唯物史觀方麵存在著簡單化、絕對化的毛病，所以曾經出現了“打破王朝體係”、打倒“帝王將相”等錯誤口號，在這種“左”的思想的影響下，對清朝曆史的一味貶低和否定，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清朝曆史地位的這種否定性評價，必然會大大影響清史研究的發展，製約著人們對清代曆史作出實事求是的認識和判斷。
長期以來，我們的學術前輩在清史這個研究領域，篳路藍縷，潛心鑽研，對清代曆史的各個方麵殫精竭慮，抉微探幽，為正確揭示清代曆史的真實麵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與貢獻。但是，受到對清代曆史地位否定性評價的影響，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史學界專攻清史研究的學者數量極少，研究狀況自然也相對沉寂。要對清代曆史進行客觀、全麵的認識，促進清史研究的發展與繁榮，還需要經過一個艱難的、突破傳統觀念束縛的過程。
1958年，毛澤東同誌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不久以後，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給予了一向被人們認為是“曠世奸雄”的曹操以積極的評價，肯定曹操對當時的人民、對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的巨大貢獻。這些都為對清朝曆史地位的重新評價作了重要的鋪墊。
1961年可以說是對清朝曆史地位總體評價發生根本性轉變的一年，值得我們加以特別的關注。這一年，就清史研究而言，發生了兩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1961年6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溥儀、嵯峨浩、溥傑等人時，對清代曆史講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話。他說：“清朝所做的壞事，曆史已經做了結論，用不著多提，做的好事是應該講一下的。”“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它……也做了幾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裏。第二件，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減低了田賦，使農民能夠休養生息，增加了人口，發展到四萬萬人，給現在的六億五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清朝同時采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清朝在確定版圖、增加人口、發展文化這三方麵做了好事。”他還強調指出，“封建製度是壞的，但統治階級中也不是一無好人，盡管他們對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時的人民對這些人還是歌頌的”。他甚至旗幟鮮明地稱讚“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數學，很有學問”（《周恩來選集》，下卷，320、197頁）。在另外的場合，周恩來總理還講過這樣的話：“過去統治中國的是滿族中的統治階級，而不是滿族整個民族。即使談到滿族統治階級，他們在曆史上的作用，有壞的一麵，也有好的一麵。”（《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336頁）“封建王朝裏邊也有一些有進步作用的東西，有的帝王也做過促進曆史發展的事情，我們也不能采取非曆史主義的觀點一律抹殺。”（《周恩來文化文選》，795頁）這些話，根本扭轉了對清代曆史在總體評價上一味貶低、否定的基調，在當時來說，不僅讓人耳目一新，而且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體現了周恩來的創新精神和理論勇氣，也充分反映了他尊重曆史的實事求是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