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膜
3歲時，我很憂鬱，喜歡，在河邊，丟小石頭。這段是我一寫小說的哥們常年的簽名。後來，我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我隻能記憶聲音，完全不解詞句的含義，歌曲在我腦子裏就是聲音體，像心電圖。比如，我居然會唱一首完全不知道含義的日語歌，發音完整。
9歲，我開始有疑惑，自己的身體跟其他人是一樣的麼？藥會對我的機體像對別人一樣管用？
14歲，我發現自己是常人，英語單詞沒見過也確實不認識，倒在水泥地上也會磕掉牙齒。
20歲，事情開始玄妙，我出現了詞語障礙，常會恍惚意識“語言這東西複雜、玄妙和偉大，如果人們把幾個詞句排列在一起，就能理解意圖”這件事不可想象。這種狀況在我坐上出租車說出目的地的時候尤為明顯——“三裏屯。”我說。司機一言未發，車子卻啟動了。這太可怕了！他真的意識到我要去的所在地了嗎？我從未當麵跟人交流過這些。
25歲開始我認為世界與我之間有一層薄膜。它不透氣，讓我覺得冬天不寒冷，秋天也不清爽，糖不甜鹽不鹹，花開花謝無分別；見到生，我會想到死；說到歡欣，我會想到指日可抵的悲憫；提起愁苦，我又站得更高去回望生來死去，秋葉安然。
一種分裂在一個人的身體裏誕生了。憎惡一具無法體量外物的身軀，不能穿刺的一道膜。生活是竹簽上隨時可以腐爛摘掉的山楂。我能想到清晨，就會知道傍晚，看到起風就知道要落雨。睡前的頭一晚我會預料明日之事。寫在頭一篇的專欄，我也仿佛看到，終有一天，它會停止，而那時我要麼是倒在湖邊養荷花，要麼就是吹著南方的山風寫更多“踉蹌拾階操白雲”的廢話。活著活著，就隻活剩了概念。
荒木經惟說：“我不主張換鏡頭，而是要自己後退或前進來接近被攝物體。攝影，要用自己的身體來拍。”活在隔閡世界裏，最靈敏的部分就是身體的抓屏。眼球會伴隨思維把目光聚焦在一個關心的點上，這就是生的中肯，也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上的分子，經常要隱匿的中肯，於是無聊。
不是說萬念俱灰，我的盼頭裏還有一樣：這輩子能逮住個外星姑娘，談一場唯物論者跟宇宙能談的最偉大的戀愛。我相信如果讓我撫摸著一張藍色麵孔，或者細菌一樣的臉，然後與其談論廣州火車站的治安問題，一定是一件人生快事。那感覺類似薑文的電影裏常有的小號聲再次嘹亮而起，麵對一輛奔向遠方的火車。
哪怕是一個清晨，一壺安逸清亮的茶水，一本利索幹淨的書，或者我們再一次回望過去，自習室久久凝望的背影，就會感到蘇醒的力量還在，還會帶領我們跟世界變換體位的折騰下去。此刻用電影手法來表達心情，類似《大決戰》裏麵的航拍鏡頭，掠過張著大嘴喊著“啊——”的人群，掠過山河壯美，掠過狼煙婆娑。
肉 身
醫生這回開出的處方我連看也沒看，因為永遠潦草而神秘，看了徒增煩惱。我也沒把這份排號兩個月，排隊4小時，就診過程5分鍾產生的珍貴手稿交給藥房，因為整個過程太過漫長，漫長到似乎我可以在中間做完很多事情。可以穿過一個季節，可以讓身體的病灶奇跡般的複原。這種心態很好理解，病在發作時，人們集齊全部的惱怒和無奈，發誓第一時間消滅它，但是社會帶來的被動延遲，讓這種仇恨慢慢消散在穿過醫院窗口的陽光裏。
醫生隻是自顧自地講話，他要求我按照他的邏輯去描述病症。他說：“你重說，怎麼啦？”我說我的頸椎2到4節增生。一個崩潰般的表情配上火車鳴笛般的長音：“不——要說這些，這些是我——講給你——的話！”他見我不悲不喜沒有表情，無奈地歎了口氣，像是老師教不會孩子：“你就說，哪不舒服？”我說，我感到世界不真實。他又崩潰了。他說我從醫三十年，你是頭一個這麼描述病情的。我感覺他看我的目光裏含有“屌絲”兩個字的意味。
“你是不是感覺恍惚？”
我說對，恍惚。
“恍惚嘛！我是學理科的，你讓我怎麼理解世界不真實，你難道不認為你描述的有問題？”
醫生沒有給我更多的機會描述我的病，經驗已經讓世界不真實等同於恍惚。其實，世界不真實裏麵包含了更幽深的感受，玩兒命總結規律，試圖理解萬物繁衍消弭的邏輯，解構人在某個社會位置上的存在原因。但是這些規律，隻是形單影隻的存在於我總結完畢，卻無處存儲的空間內，相互擁擠無法吸收——這是不真實的根源，我像發現了秘密的啞巴，心裏清楚，無從描述。
然後醫生開始了長達3分鍾的貫口。我幾次想爭辯，都被他不容置疑的眼神搞恍惚了。此刻如果天花板上貼著一個我，觀看這個小房間裏正發生的對話，一定是滑稽透頂。一個人熟練地向一個陌生人提出各種假設。最後他覺得我的病需要去看顱內或者神經科。我的顱內回蕩著“操你大爺”四個字，隨即是失望，我根本就是來尋找自我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