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要出發去一個目的地，哪怕是赴一個約會，也常常不合時宜地帶上一本書。精裝簡裝都無所謂，隻要不過重，過分花俏，變成一個耀眼的累贅。常會有這樣的擔心，如果兩個人，在北京這樣大的城市裏相約一個目的地，誰早到半個鍾頭是平常的事情。一本書恐怕是就像有人出門要照一照鏡子那樣的，算作一個偏執的必要吧。我隻要去到大學的校園裏，一定找個安靜的地方抽根煙，到自習室坐會兒，甚至跑到課堂，坐在後排聽上一節……做時尚雜誌，常遇到男人如何消遣的問題。抽好煙、喝好酒、開好車、摳好女，這樣的堆積起來的男人像是相互之間可以隨意拚貼的模板。朱光潛感慨過，消遣就是娛樂，無可消遣當然就是苦悶。世間喜歡消遣的人，無論他們的嗜好如何不同，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有強旺生命力。依我看，這境界小了。消遣是人生的構成的全部。紀錄這些消遣，就像書頁上的細微得容不下一粒灰塵的小孔，吸進數不清的記憶。它們本身與生俱來，沒有意味，積攢成厚厚的一本時，就變成昨日昨日、昨日之事了。
舒適人生的長寬高
“有人從我身邊跑過
問我是不是個平靜的人，我說不
我說不，人們的命運已種上了水稻”
——AT《回答》
羅永浩同誌的一句話，我很有共鳴：“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經常在黑夜的時候走來走去，為中國的命運苦苦思索。”還有一句來自一個寫作卻開了一間粥店的朋友經年不變的MSN簽名，“三歲時，我很憂鬱，經常，在河邊丟小石頭。”兩句話同時流行甚廣，它們像中國傳統簡筆畫那樣，通過兩根細細地線條，幾乎概括了我生命至今的全部神采。
追溯起自己的生命軌跡，我常用唏噓兩個字來形容。唏噓的風，唏噓的落日，唏噓的背影。甚至在電話裏跟多年未見的友人聊天結束，總要彼此點評一下，太他媽唏噓了！
采訪時，受訪者常常愛從自己的小時候談起。談他沉湎於某一項事業（他今天坐在這裏受訪的事業），談他為此吃了多少苦，繞著彎誇耀自己是怎麼樣頂住常人所不能的壓力和困苦最終到達了成功的彼岸。其實人與人的成功都差不多，就像每一個麵對我端坐的女藝人都會像透露隱私一樣，告訴我她們是怎樣麵對潛規則不受利誘的，先為自己的人格樹一座豐碑。人生驚人的一致性，讓人類的生命時間變短了。人與人之間的度過的口唇期、肛門期、生殖器期和生殖期的大同小異讓我對記者的工作充滿了憐憫。受訪者的重複，同時讓記者的生命長度也隨之縮短。
如果非要讓我從人類自己編織出來的遊戲中選一種最無聊的，我一定會選高爾夫球：一隻球，被打飛，飛呀飛，落在用望遠鏡才能看得見的地方，然後一票人呼呼啦啦地跑過去，再打飛，飛呀飛……我不止一次見過富豪同誌在不合時宜的談話場合，站在人群中眼瞼低垂，手臂垂直於地麵，臀部翹起，渾身的筋肉繃直，要多難看有多難看，像是羊角風發作自己在拚命控製。他樂此不疲的潛台詞恐怕是在昭告自己的身份，他是一項貴族運動的一分子了。在一次高爾夫品牌的活動上，主辦方送給我一支球杆，我婉言謝絕，假笑道：我很忙！我偏執地帶著仇富情緒看待高爾夫，以及不斷在各種場合讚歎它讓生命變得漫長的功能。
演技派巨星克裏斯托弗·沃肯說：“拍攝了《獵鹿人》之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已經在娛樂行業幹了30年，而在這之前，我幾乎默默無聞，我是說，從辛勤耕耘到接拍了這部電影，突然之間，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像是染了流行病，我變得忙於聚會了，成了社交狂。真想不到，這竟然持續了10年。”老沃肯已經有唏噓之態了。這種唏噓從18歲開始就在我的生命裏常常出現。如今，一組大片的拍攝現場，我看著疲於奔命，不斷為自己、為電影宣傳、為演唱會擺出各種姿態的藝人們，他們平靜、沒有怨言，像度過自己的生活一樣（其實就是在生活啊）度過與化妝刷、燈光和機器一起的每一天。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常常為之扼腕。香港的配角之王“大傻”成奎安去世了，明星的隕落最近像結伴的流星雨。生命的長度對於某些職業來說，是那麼短暫。上一次熒幕上見麵還是後生有為，下一次見麵已經是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