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會說算了，別跟國家較勁，犯不上，也不是我們家的。（任誌強）他那韌性就是，這事我覺得對，我一定要堅持。”齊躍曾經勸任誌強盡量少說點。但是，“他就這性格，怎麼勸也沒用，他反而說：這對國家的利益和整個中國經濟都有用，你不能說為了華遠好辦事就不說。”
在齊躍看來，讓任誌強不說話，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暉有時候勸阻任誌強別說得這麼犀利，委婉一點。任誌強說：“別人都不說，你們還不讓我說。”
他以前放炮時遇到麻煩，經常是華遠的老書記周堅給他抹平。周堅是開國上將周士第的兒子。1996年，老華遠在香港上市時，香港多家媒體和香港聯交所收到一封揭發任誌強1985年入獄的匿名信。周堅到北京市檢察機關查閱十多年前的檔案，並從西城區檢察機關取得無罪的證明，才擺平了這件事。周堅現已退休，我多次尋找未果。周堅退休後，任誌強還有一批特別能幹的人，對外溝通能力都很強，這也起了很大的緩衝作用。
有一次，任誌強告訴閻陽生：不說不行，人家以為任誌強被抓起來了，所以還得說，不說對公司影響更大。閻陽生說：“任誌強不怕麻煩，有一些事低低頭就可以過去了，但他不低頭。他就是這種牛脾氣，其實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誌強說，他父親對他的最大影響就是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這不光是我父親，應該說老一輩革命家都有這個觀念。當他們對革命事業有追求的時候，就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也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事業。”任誌強有一個哥哥在戰爭年代寄養於老農家裏，後來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這種為了革命事業而作出犧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數出千千萬萬來。他們大部分都可以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拋棄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精神。我想這是他們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
閻陽生說，任誌強其實很聰明，會搞關係。參軍的時候他打橋牌，和連長套近乎，連長被他忽悠得團團轉。“現在別人隻看到了他桀驁不馴的一麵，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領導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就頂撞。實際上他還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沒犯大忌。爭論的時候，他是從純技術的角度來談的。即使對方生氣了，事後也會琢磨他說的是不是對的。”
潘石屹告訴我，任誌強隻有一次服過軟。幾年前一次宏觀調控的時候，任誌強發表了很多言論，一個領導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後後查了他一個月。任誌強每天晚上都給潘石屹打電話，發牢騷罵一通，不知道查什麼東西。最後另一個領導和潘石屹都給任誌強建議：你要給人家一個台階下，你給這個領導寫個檢查吧，否則你也難受，人家也難受。於是就有了任誌強所有的語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協。
“按任誌強的性格，他是不會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觀調控幹到底的。”潘石屹說。
趙曉航說：“任誌強應該是很純真的人，因為我們都到了耳順之年，都是60歲的人了，很清楚社會的險惡、站在對立麵的壓力和來自媒體的壓力。但他單純得像一個說皇帝沒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樣。他老捅窗戶紙，你說他不童真嗎？”
忠誠的少數派。
雖然任誌強屢遭炮轟，收了網民板兒磚無數，他仍堅持他的少數派本色不改。趙曉航和任誌強，從13歲到18歲，同讀一個班，又同在一個地方插隊。他說任誌強在學校也是不怎麼合群，不是那種能凝聚一幫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個少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