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CPI指數的上漲，今年農產品價格持續創近幾年的曆史新高。2011年6月下旬，豬後腿肉價格達30.58元/公斤。吳敬學說：“你不能完全靠提農產品價格來彌補農民收入低的問題，農民收入低還是勞動力生產率太低，沒有實行規模化生產。”在他調研的黑龍江省，有農民經營一萬畝的土地，年收入達二三百萬元。
彙源密雲基地果樹大隊隊長代連生，是當地農民。他擁有一片李子林，十多畝地。在彙源上班之後，他仍然在種地。他一個月工資收入是一千七八百元。我和他有這麼一段對話：
我：十幾畝地的收入有多少呢？
代：沒我上班錢多。
我：那你還種它幹嗎？
代：那不行，我的地不能不種。
我：租給別人種呢？
代：家家都有地，租給誰呢？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將土地分給農民生產。
1983年，朱新禮當東裏村村主任，從村民手中集中土地，交給專業戶種植葡萄。
2003年，重慶萬州新店村，彙源租賃農民土地做柑橘果園，為此村裏連開30次會議，以說服農民。
2005年，山西運城萬榮縣，一些果農將土地租給了種植大戶，自己外出打工。但是，土地不能賣，萬一我兒子找我要土地怎麼辦呢？
從山東到北京再到重慶，從黃土高原到華北平原再到三峽腹地，彙源和中國農民都麵臨著一個問題：土地流轉。
“你知道中國農民種地種了五千年了，哪個農民真正種地發大財？也可能發小財，但是發不了大財。”朱新禮說。
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企業家，他們認為農業規模化生產才是未來的路。這涉及土地流轉的問題。2008年的“一號文件”談到了土地進一步合理、有序流轉，保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的問題，但這些年又淡化了。
吳敬學認為，中國農民的土地除了具有經濟性以外，還起到社會保障的功能。過去城鄉之間保障體製存在很大的差異。除非中國建成全覆蓋、無縫隙的農村社會養老、醫療保障體係，才能實現土地流轉的順暢。隻有這個前提建立起來，才會實現大規模的規模化農業生產。
在此之前，中國的農民絕大多數還會延續著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2011年6月，我去河北淶水縣明義鄉司徒村。從北京天橋車站出發，917公交車直達淶水縣。縣城四處大興土木，嶄新的電梯公寓拔地而起。樓盤廣告的設計與北京的樓盤廣告幾無差別。從淶水縣坐車坐上十多公裏，即到了司徒村。遠遠看去，麥浪翻滾，一直延伸至低垂的天際線。走近一看，田地分割成長二十米、寬四五米的狹長條形，間隔地種著小麥、花生、土豆、草莓等，這些土地都分屬不同的農戶。有商販來收購草莓，大的草莓兩元一斤，小的草莓八毛錢一斤。這個村人均隻有一畝二分地左右，村民種地能解決溫飽問題，要蓋新房子，過上好生活，還得到北京等大城市打工。
夕陽西下，司徒村的農民騎著自行車荷鋤而歸。一入夜，村子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在距離北京116公裏的地方，有一個星光比燈光還多、還亮的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