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
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美國學者葛維漢希望能獲得有關三星堆玉石器更多的信息，萌生一個念頭，他要親自到廣漢三星堆去看看，目的是想找到更多類似的器物，一來是彌補原資料確切年代的缺略，二來是借此探索這種文化的族屬。
這位高鼻深目，長著一雙藍眼睛的洋教授，剛有這個想法，便立即行動起來——他首先向董篤宜牧師寫信詢問太平場遺址的詳細情況，然後親赴出土玉石器的現場考察。
回到成都後，他一方麵準備考古所需的工具和各種物資，一方麵書麵行文於當地政府，因為要在中國從事田野調查和器物發掘的一些相關工作，需經當地縣政府的批準，還要取得四川省教育廳的發掘執照。
辦完了發掘手續後，三星堆的考古發掘時間定在1933年冬季。
然而，因為其他事情的耽擱，考古發掘的時間不得不延後。
這下可急壞了廣漢縣羅雨蒼縣長。此君雅讀詩書，是位好古之人，聽說本縣出了古代的遺物，便興致勃勃，也想探個究竟。便催促葛維漢教授盡快開始考古發掘。
豈料葛維漢心裏有些顧慮。他心想，自己是個西方人，來主持在蜀地的首次考古發掘，這事有些太招搖，難免不會引起當地不必要的誤會和糾紛。於是，他反複思考與斟酌，最後與羅縣長商議，改由縣政府出麵，由縣長主持發掘。他和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的林名均教授就做考古隊的領隊與監理。
1934年3月。
4日、5日兩天，葛維漢和林名均教授先後到了廣漢，籌備發掘工作。發掘所需物品如測量器、水準儀、繪圖板、卷尺、鏟、鋤，乃至毛刷、竹簽、木方等等，一應器物皆從成都帶來。
6日一早，葛維漢和董篤宜牧師與廣漢縣羅雨蒼縣長及另外兩名縣府官員鄒臣輔、蕭仲源一起前往太平場附近的遺址。隨同的有駐軍陶旅長派來的一小隊警衛人員，警衛熱情地把他們送到距太平場1公裏左右的地方，那是考古隊的駐地。
出於謹慎的考慮，思慮細密的羅縣長又派出了80名團丁，保護發掘隊員和發掘場地的安全。
在這些準備工作就緒後，發掘隊就開始選擇發掘的地方——在駐地附近。
他們相信駐地附近就處在文化層上，因為在此發現了一些陶片，根據地形判斷，有可能就是古遺址的範圍內。
勘探之後，劃定區域，設置了零與1.5米的基準線，並在兩者之間開挖一個長12.2米、寬1.5米的探溝。
在考古發掘中，這隻是一個不起眼的探溝，不過，別看它是比較簡單的考古形式，卻意義非凡——它是四川曆史上首次考古發掘，是中國考古史上最早的考古發掘之一。
這次發掘，悄然地拉開了探索古蜀文化的序幕。
曆史的車輪駛入20世紀50年代。
巴蜀大地，春潮湧動。年輕的共和國，正是百廢待興之際，北京傳來了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修建寶成鐵路的好消息。與此同時，川陝公路的修擴建也隨之開始。
應該說，年輕的新中國考古事業，一開始就是與祖國的基本建設緊密相關的。
基於保護公路、鐵路沿線的文物的考慮，當時的四川省政府，決定本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這次基本建設，對川陝（四川—陝西）沿線的公路、鐵路進行了文物考古勘探調查。
在當時，對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而言，所能了解的古遺址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抗日戰爭期間進行的王建墓（現稱永陵）的考古發掘外，四川考古基本上處於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