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紅樓夢韻文注釋》的時候，有位老同學來看我。那時書在市麵上還很蕭條，除開放了《豔陽天》等17年的舊作外，就是一些極不景人的新著，什麼《虹南戰鬥史》《李白與杜甫》之類。因此大家得到書，特別是不易到手的奇書還是要串換著看看。我說得到一本《推背圖》，他聽了十分興奮，便詭秘地對我笑笑說：“外麵在傳這本書。裏麵寫到‘旗手’。”他說的“外麵”乃指當時社會上。我在遠郊工作，一個月回京一次，對“外麵”的事知之甚少。我想：他說的是實話吧！這時候什麼書不能流傳呢？特別是在高幹子弟中間。而我這位同學當時正活躍於半解放、半未解放的幹部子弟之中。聽到他言及“旗手”江青，我的腦中馬上聯想到《推背圖》第四十二象。我打開這頁，他更興奮了，連說道：“是她，是她。手持琵琶，自然是搞文藝的。
”那時社會上對江青滿意的不多，人們從各角度去貶損她的言論很多，當然都是在家中或與二三知己說的。我也說了江青禍國殃民之類的話，誰也沒在意，沒有把這些當做石破天驚的反動言論。當時，他把《推背圖》借走了，我再三叮囑他不要借給他人，因為我也是向人借的。不料這位仁兄還是把此書借給了某幹部子弟，他借到書後把它複製了（當時複印機還很少），又聽說他竟當著“樣板團”的人罵過江青，於是此事上聞，文化部長於會泳說北京有幾個反革命分子在惡毒攻擊江青同誌。自然我也就隨著這兩位一並被揪了出來，放入監獄，先是拘留，1976年“四五”事件後，法院認為與天安門事件性質相近，7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3年，這就是我與《推背圖》的故事。我想當時無論是我等小人物的信口雌黃，還是官方諸公的嚴肅對待，出發點雖不同，愛惡有別，但心態都差不太多，在潛意識中有著對不可知命運的期待或惶恐。
“四人幫”倒台後，我們都平反了，我對這場不虞之災還有些怨懟。有位朋友說：“你就念萬幸吧！如果在上海或其他什麼地方，你早就沒命了。北京畢竟是首善之區啊。”後來聞見漸多，果然如此。我的一位老同學在上海被捕就因為說了一句“反動”的話，於1971年9月被判死刑，準備“十一”以前執行，以“慶祝國慶節”（當時口號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並告知本人，剃光了頭，照了相，也通知了家屬。後因節前可處決的人犯太多，他便留了下來。“十一”之後，林彪倒台的消息傳到上海，他算揀了一條命，後來在劍橋大學得到三一學院院士，還是中國人第一個得到這個學位的。當然這些都是題外的話了。
永難忘卻的那一個陰雲密布的下午
1964年，時年21歲，也是當今孩子們讀大學的時期，看到他們無憂無慮的生活，真是想再從頭活一回。我們大學畢業前階級鬥爭的弦已經繃得很緊了，時時給人以弦斷弓折之感。政治輔導員與黨團學生幹部日日夜夜研究階級鬥爭對象，把學生分類排隊，打擊誰，鬥爭誰，團結誰，倚靠誰，壁壘日漸分明，隻是秘而不宣，但又要製造出一種達摩克利斯劍已經高高懸在上方的氛圍。於是那些自認為有可能被鎖定為打擊或鬥爭對象者則是惶惶不可終日，四處奔走，探聽各種消息，又感覺到處有眼睛在盯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