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觀學概論》和《唯識學概論》交稿付梓了。惟賢師叔和老友百另六歲的佛智法師都為之賜序；中國佛學院院長傳印法師讀了《序》後，欣然命筆題寫了兩書的書名。麵對兩書稿，頓感身心俱疲。但推開書稿，看到壓在書案玻板上先師正果法師一九四九年七月題寫的“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弘誓願行，弘揚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薩度眾生”的《誓願偈》，兩眼不覺淚水直流。猛地記起，今天（七月二十四日）是先師九十六世壽，百感翩然，是喜，是悲呢……
《藏傳佛教》和《佛學概論》出版時，我送給王堯教授各一本，他說：“概論性的東西不好寫。很多學者不屑於寫，其實是不敢寫。基礎性的著作，既要有學術性，又要廣博性。你這兩本書有代表性，希望繼續寫下去……”這麼多年來，我編寫的都是佛教基礎概論性的讀物。伏案於青燈黃卷之下，我沒有喊過累，也沒有叫過苦，就是先師的《誓願偈》支持著我；亦是和王堯教授這些老學長們的鼓勵分不開。今天的成果，正如黃心川教授評譽的“新時代的玄奘精神”所鼓舞。我感到欣慰，我沒有羞辱於業師吳澤霖教授和皈依師正果法師的門牆，然而更多的是慚愧……
除了對長輩和時輩學長的鼓勵表示感激之外，四川省宗教局和成都市宗教局、佛教協會的領導和同誌們的支持也很大，他們有的同誌都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了，年年見麵寒暄之際，依然對我的寫作狀況十分關心，情真誼摯，流露出黨的統戰工作和崇教工作的高尚情操；惟賢師叔派在我身邊工作的蒲正信師弟，默默地照顧我的生活，查尋和抄錄資料，管理“苦寮”的事務，任勞任怨，實為難得；大慈寺的方丈大恩法師，從北京回四川便和我交往，數十年如一日，盡他的可能，先後在文殊院和大慈寺為我提供了諸多方便，支持我的寫作；我的學生陳醇教授、陳梅花研究員以及南京的王恒生、李道武、翁泉寶、崔臻等，還有我在佛學院校時的很多出家學生，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我的寫作工作都給予了支持。更應該感謝的是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汪先生，巴蜀書社的陳大利、楊宗義、汪啟明、段誌洪、周道貴、周田青、侯躍生等先生，他們為編輯出版我的書籍，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眾所周知，在學術著作出版難、宗教書籍出版更難的世風中，他們能正版流通我的佛學書籍，並付給潤筆，所作的努力，非字裏行間所能描述。按照佛教界的說法，如果我的這些佛學書籍有什麼“功德”的話，應該全部回向給鼓勵、支持和幫助我的長輩、學長、朋友和同誌們！
弘學合什
2009年7月24日
於成都雙流黃龍溪苦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