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克林頓總統發布12958號總統令，授予包括總統在內的20名人員將信息歸類為絕密的權限。然而，總統令還允許這20人將加密權限授予另外1336人，實際情況甚至更複雜。根據1997年美國國會報告，約有200萬名政府工作人員和100萬私人合同商擁有直接授權或“衍生”的分級權，直接導致能夠接觸秘密信息的人數增加。政府設密的權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華盛頓郵報》調查發現，有85.4萬名政府和非政府人士有權查看保密等級最高的絕密信息。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曾經抽查3500份用於批準授權的調查報告，發現其中87%按照標準缺少至少一份所需文檔，甚至缺少所調查人員此前供職情況等，12%的報告缺少對被授權對象的麵談記錄。2005年以來，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將存在缺陷的授權流程標記為對美國國家安全威脅最大的問題。涉密人員、信息數量和地點的增多，使得信息跟蹤更加困難。
更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信息被冠以“機密”，使得人們對政府的判斷能力產生懷疑，正所謂“皆為機密則不成機密”。美國參議員丹尼爾·帕特裏克·莫裏安在1997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機密信息的快速增長，保持機密的必要性正在下降。莫裏安說：“幾乎所有信息都被宣布為機密，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信息都是機密，信息被泄露也沒有任何懲罰。”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總統奧巴馬與阿桑奇的看法一致，即機密信息應當越來越少。在2009年1月21日就職的第一天，奧巴馬向政府機構發信，呼籲政府機構更開放、更透明。奧巴馬隨後發起一項政府部門之間的評估活動，並催生了2009年12月29日的總統令。該總統令要求數百萬“衍生的”信息加密者定期接受培訓，學習哪些信息應當被加密。該總統令還要求政府部門引入外部專家，評估加密規則。最重要的是，奧巴馬的總統令要求信息加密者在他們創建的文檔上署名。目前，信息加密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美國國防部。一名政府官員表示，國防部對這樣的改革持“抗拒”態度，因為國防部的一個普遍觀點認為，加密能夠保障軍隊安全。作為回應，奧巴馬2010年7月要求所有部門發布新規，在2010年底之前執行2009年12月的總統令。
不過，這樣的相似之處並不能使奧巴馬和阿桑奇成為盟友。奧巴馬已經發現，重建政府的可信度非常困難。希拉裏表示，大規模披露加密信息將導致人民的生命處於危險中，並威脅國家安全，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以及一些共同問題的解決。維基解密的做法也導致美國收緊了安全政策。在與白宮進行討論之後，美國國務院切斷了NCD和SIPRNet的聯係。美軍中央司令部則重新封殺了對可移動設備的使用，並要求任何機密文件向不安全設備的下載都需要第二人批準，而計算機上也將安裝軟件監控對機密信息的惡意使用。
這些舉措是否有效仍然未知。美國情報部門一名前官員表示：“世界正在向更加開放邁進。相對於在大量機密的環境下工作，在機密較少的環境下工作將更有優勢。”然而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1971年6月，美國發生了“五角大樓越戰文件”泄露事件。尼克鬆政府認為文件是政府機密，事關國家安全，將《紐約時報》告上紐約地區聯邦法院，請求法院禁止報紙刊登相關報道，獲得法院支持。但是《紐約時報》隨即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由於尼克鬆政府無法證明報道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實際損害，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政府敗訴。美國政府隻能坐視《紐約時報》披露越戰機密文件而無計可施。在美國，除非觸犯《間諜法》等規定，媒體和個人沒有為政府保密的義務。
阿桑奇從中領悟到，越來越多的機密信息帶來了大好機會。而這對美國政府來說，無疑是難以破解的難題。美國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戴維·羅斯考普夫認為，真正的危險不在泄密者，而是來自一種體係，實際上就是一種已經“完全失控的”美國政府保密文化。要防止類似事件發生，美國政府不能把重點放在個人身上，而是必須認識到，在超過300萬人有權接觸的保密體係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機密。在這種體係中，每年有數百萬文件被不必要地加密。而一位美國高級將領表示，在被冠以“機密”的信息中，超過95%可以公開獲取。“保持機密的關鍵在於機密較少，並在較少人中間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