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一次議事的時候，楊堅又想起了蘇威，他對群臣說：“有些人總是說蘇威假裝清廉，實際上家中金玉很多，這是虛妄之言。蘇威這個人，隻不過性情有點乖戾，把握不住世事的要害，過於追求名利，別人服從自己就很高興，違逆自己就很生氣，這是他最大的毛病。別的倒沒什麼。”群臣們也都同意，於是楊堅又重新起用了蘇威。蘇威果然不負眾望，對隋朝忠心耿耿，竭盡職守，一直到死。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不能因過而抹煞了有過者的長處。聰明的用人者應罰其過而用其才，楊堅對待蘇威便是如此。楊堅對蘇威的獎懲用廢，顯示出他的氣度和魅力，以及高超的用人本領。實際上楊堅這個人，本身並沒有多大的本事，但是卻非常善於用人，他對手下官員的審視和了解得非常全麵。
總結：有的人犯了大錯，就嚴肅處理，毫不含糊；有的人一旦犯了錯誤，被免官一段時間以後，讓他冷靜一下再重新起用，便會更加忠心耿耿地為你賣命。楊堅的這種用人之道在當時值得稱道，就是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8、金招牌----良心與良知
古人雲，慈不能從政，義不能理財。其實不一定準確。群眾心目中的領導應具備良知和良心，隻有如此，才能達到“士為知己者死”的效果。因此，領導有時也要適當地強調“仁義”二字。
俗話說：“身教勝於言教。”寓教於自身的行動中，比起空乏的“傳教”，效果不知要強多少倍!當然，一方麵需要施教者循循善誘，諫之有方；另一方麵也需要受教者聞過則喜，知過則改，二者缺一不可。下麵的事例就說明這一道理。
約漢景帝中元三年，田叔因理爰盎被刺案，受到景帝嘉獎，被拜為魯相。
魯王劉餘，雖治孔子之鄉，但性不好文學，隻好蓄養狗、馬，修築宮室。因耗費巨大，經費不足，往往妄取民間，引得百姓怨氣衝天。
田叔奉命就職，一進魯境，便遇百餘人攔路訴訟，狀告魯王劉餘擅奪民財。田叔聽後，佯怒道：“魯王本是你們的主人，天下豈有妄告主人之理!”說完，令左右將為首的二十餘人各打了五十大板，其餘統統逐散。
魯王聽到此事，心想：為民父母，怎可掠取民間財物，深感慚愧，於是將自己私人財物取出，交給田叔，托他償還百姓。田叔見此，心中暗喜，說道：“財物是大王擅自從民間取來，還需大王親往償還。否則，王受惡名，相得賢聲，臣以為這樣不妥!”魯王聽後，頗覺有理，於是親往民間，將所餘錢財一一償還於民。且自此以後，再也不妄取百姓之物。
魯王喜遊獵，常常晨出夜歸。田叔見了，從不諫阻，隻是見王出獵，必定隨行，老太龍鍾，出行就喘。魯王敬他仁厚，常勸他回去休息。田叔口頭應允，仍隨隊後。魯王圍獵，他就露天坐等，直至魯王回宮，他方隨歸。一次魯王問他為何如此，田叔答道：“大王暴露於山林野外，臣又怎敢安然就舍?”說得魯王真有些難為情。自此，魯王出獵稍有收斂。
在田叔的輔導下，魯國漸漸得治。不久，田叔病故。百姓感他厚恩，遂湊集百金，為他治喪。田叔少子田仁，卻拒金不受，對百姓說：“不敢為百金，而使先父名聲受汙!”眾人聞此，皆感歎而退。
魯王也因田叔輔佐有方，得保富貴，頤養終身。
好為人師者，常常愛把空泛的道理硬性地灌輸給別人，容易引起對方的抵觸心理；而善為人師者，卻能言傳身教，甚至以無聲的行動啟發、感召別人，使其幡然悔悟，立見成效。
我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尤其作為領導者，以身作則和模範帶頭作用，對部下的行動會產生極大的激勵作用。
日本有一個企業家就是一位能“吃苦”的人。他初任石川島公司總經理時，曾開門見山地對各級管理人員說：“下級學習的，是上級的背影。上級全力以赴地投人工作的行動，就是對下級最好的教育。”在他80高齡，擔任全日本“經團聯”會長已經兩年時，住的卻是非常簡陋的小木屋，每天仍擠著火車上班。
所以，田叔以自己的仁義行動，啟發魯王的認識與良知，使其痛改前非，不啻是一劑治病救人的“良藥”。
民心可以收買，而且其價因時其異。在餓殍遍野的大饑之年，減免稅糧，開倉賑濟，就可以穩定民心，換取百姓的好感。
洪熙元年，明仁宗剛即位不久，就遇到了饑饉之年，山東、淮安、徐州一帶糧食嚴重歉收，但為了應付朝廷的龐大開支，有司仍加緊征收稅糧，以至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仁宗知道了這件事後，決心要減免這些地方的稅糧。一次，仁宗故意當著眾朝臣的麵，問一位剛從南京來到京城的地方官員說：“你所經過的地方情況如何?”起初這位地方官還不敢照直說，在仁宗一再地逼問下，才回答說：“淮安、徐州、山東，很多百姓缺乏糧食，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有司正急著征稅糧，造成地方上的混亂，甚至出現了抗稅不交的現象。
仁宗聽完，又問眾大臣：“眾卿以為如何?”他見眾臣不說話，便說：“民可載舟，也可覆舟，這是關係到社稷安危的大事!朕要免去這些地方的稅糧，以穩民心。”隨後他招來少保兼兵部尚書楊士奇，令其起草詔書，免掉這三地的稅糧。
楊士奇聽到皇帝的吩咐後，卻有其顧慮，他想：此事應由戶部、工部負責，我替皇帝起詔，下令免稅，豈不有超越職權之嫌?於是，他對仁宗說：“此事可先令戶部、工部知道，方為妥善。”仁宗略加思索，便斷然說道：“不必通過他們了!救百姓的窮困，應當像救火和救溺水者一樣急迫，不能遲疑。有司總考慮國家用度不足，必會猶豫不決，一旦推脫下來，豈不誤了大事?”仁宗見楊士奇還要思慮，索性讓太監取來紙筆，逼著楊士奇就立在說話的門樓上，把詔書寫完。
仁宗見詔書己就，又仔細閱覽一遍，隨即派遣使臣火速前往山東等地頒詔。然後，回頭看了一下立眼在那兒的楊士奇，開心地說：“現在，你可以去戶部、工部了，告訴他們：朕對這些地方，已免去糧稅了!”
當詔書頒布以後，有些大臣還曾提出異議，說：“這些地方總共有千餘裏，未必都是顆粒不收，應該有所區別，減免一部分就可以了。這樣，才不致於濫施恩德。”
仁宗針鋒相對地回答：“撫恤百姓寧可過厚，廣施恩德。朕為天下之主，能與百姓斤斤計較嗎?”
“民以食為天”，每一個執政者都應把它奉為金科玉律。作為封建皇帝的明仁宗，都懂得“民為貴”、“社稷次之”的道理，主動減免饑饉之民的稅糧，以換取百姓的信任。而當今有些地方，仍搞“亂攤派”，加重農民的負擔，這不應該自省嗎?仁宗深知免除稅糧的緊要性和急迫性，視之為刻不容緩的大事，又了解實施起來的阻力之大，如經過戶部、工部等機構的逐級貫徹，勢必會延誤時機，因此，他果斷地采取直接下詔書的方式，讓其迅速生效。這種治國方針和謀略，確實有茲借鑒之處。
世間有“見利忘義”者，也有“重義輕利”者。“義”和“利”，二者孰輕孰重？恐非每一個人都能掂量得準的。
常說“收買人心”，但“人心”靠什麼收買呢？靠“利”？而利盡則疏，不可能真正買到人心。還是要靠“義”，靠良好的名聲。所以才有以利換義的種種明智之舉。下麵就講一則拋財取義的事例。
齊湣王三年，孟嚐君擔任齊國的宰相之後，他的食客已經達到三千人，而他的封地薛邑，卻隻有一萬民戶，封邑的收入不夠用來供養食客，孟嚐君便派人到薛邑去放債，以求得到一些利息來補償封邑收入的不足。有一年，封邑收成不好，借錢的人又多數不能如期償還利息，食客的供養將要發生困難，孟嚐君非常憂慮，便貼出一張告示，告示上寫道：“誰能夠替我到薛邑去收債？”馮歡見到告示，馬上在告示上簽了一個很大的“能”字，然後離去。孟嚐君見告示上隻有一個“能”字，並未署名，非常奇怪，便問道：“這個字是誰寫的?”左右的人答道：“就是唱：‘長劍回去吧’那個人寫的。”孟嚐君笑了一笑，說道：“這個人果然有才能，我對不起他，很長時間也沒有去看他。”於是，便派人將馮歡請來，向他道歉道：“我整日被國家事務纏身，弄得很疲倦，所以很長時間沒有去拜訪您，實在是對不起先生。您不但不認為有辱於先生，反而願意替我到薛邑去收債，這是真的嗎?”馮歡答道：“是的。”孟嚐君便給他準備好車馬，做了新衣，馮歡以車裝載著收債的證券，告辭了孟嚐君就出發了。
到了薛邑，馮歡召集借了孟嚐君錢的人都來集會，收到利息十萬。馮歡用這些錢，多多置辦牛酒，預先貼出告示：令所有借孟嚐君錢的人，無論是能夠償還利息的，還是不能夠償還利息的，都要來驗證借錢的契約。百姓聽說有牛酒的犒賞，都如期前來驗證債券。馮歡殺牛布酒，大擺宴席，款待借錢的百姓。當酒喝到暢快時，他走到宴席前一一驗證百姓的債券，能夠償還利息的，便跟他們約定償還期限，凡貧窮不能夠償還利息的，就收回他們的債券，當眾燒毀。驗券完畢，馮歡站在大家麵前，高聲說道：“孟嚐君放債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貧窮百姓進行農業生產。所以收取利息的原因，是要來以此供養賓客。如今，對富裕的人約定了償還利息的期限，對貧窮的人則燒毀了債券，廢除了應還的債務。有這樣的好主子，大家難道可以辜負他嗎?”在座的百姓都站起身來，連續跪拜了兩次，一齊高呼孟嚐君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