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邊境上的軍隊打了勝仗，宋神宗兩次下詔予以賞賜，但隻有中央禁軍沒有地方鎮兵的。沈括接到詔令後，感到這樣不好，便將皇上的詔令收起來，然後以朝延的名義，給地方鎮兵頒發了幾萬裏的錢賞。宋神宗得知後，不但沒有怪罪，還大加嘉獎，並且又授予他一定的權利。
授權後的沈括，更是以身作責，忠心耿耿。對待部下既能做到軍紀嚴明，又關懷備至，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很快邊防的混亂局麵被平定下來。
皇上對沈括的授權，沈括對士兵有功必賞，自然土兵會為沈括賣力，沈括更是孝忠皇帝。自己的價值得到別人的認可，自然主動性就發揮到了極限。
有一位夫人為了不讓孩子們踏壞她的草地，費盡了心思。她試過批評的辦法，也試過利誘的手段，但都無效果。後來，她想到了一種絕妙的辦法，她試著給孩子群中最壞的一個人授於一個頭銜，讓他獲得一種權威，叫他做她的“偵探”，讓他管理草坪，不準有人侵入她的草地，誰知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她的“偵探”在院生了一把火，把一根鐵條燒得紅熱，恫嚇要燙壞任何踐踏草地的孩子。
可見，在管理你的屬下時，授予他權力，才能把被動變為主動，這也是你人事管理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讓他人不斷麵臨挑戰，在人事管理中也不失為一種良策。上麵提到的沈活利用比賽的辦法，來提高士兵的射箭能力，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讓他們不斷麵臨挑戰，激起他們取勝的欲望，給他們提供一種表現自我，證明自身價值的機會。難道你還發愁你下達的任務完不成嗎?下麵這個例子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斯瓦伯手下有一位廠長，廠裏的人總是不能達到生產指標。
“怎麼回事?”斯瓦伯問道，“像你這樣能幹的人，為什麼不能使工人完成規定的生產指標呢?”
“我不知道。”這人回答說，“我曾哄誘他們，也曾強迫他們，或是起誓責罵，甚至以開除來恫嚇他們，但怎麼做也不生效，他們就是不願幹活。”
這一天，正巧太陽西落的時候，夜班工人來到廠裏。
“給我一支粉筆，”斯瓦伯說，然後他轉向最近的一個人“你們這班，今天做了幾個單元?”
“6個。”
斯瓦伯在地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6”字之後，一言未發地走開了。當夜班工人進來時，他們看見這個“6”字，就問是什麼意思。
“公司老總今天來這裏了。”白班的人說，“他問我們做了幾個單位，我告訴他6個，他就在地板上寫上了這個6字。”
次日早晨，斯瓦伯又從這廠中走過來，夜班己將“6”字除去，換上個大“7”字。下一天早晨白班的工人來上班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大大的“7”字寫在地板上。夜班以為他們比白班好，是不是?好了，他們要給夜班點顏色。他們熱心地加緊工作，下班前，他們留下了一個神氣活現的大“10”字。情形逐漸好起來了。不久這個一度生產落後的廠，比公司裏別的工廠產出還多。其中的道理是什麼?
“要做成事情的辦法，”斯瓦伯說，“是激起競爭。我的意思不是勾心鬥角的競爭，而是相互取勝的欲望。”
沈括與斯瓦伯在用人上，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在用人上都是抓住人本身所固有的東西，然後進行激發和引導。
中國自古就很重視人才的利用，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春秋時鄭國的子產在這方麵表現出了超人的智慧。他讓一個叫伯石的人，為國家辦一件事，在讓其辦事之前，先給了他一座城邑作領地。因為子產清楚地知道：人和人不一樣。像伯石這樣的人，指望他沒有個人欲望是困難的。滿足他的欲望就會使其因所辦之事成功。因而對國家有益。再說，城邑終歸是國家的，也不會被搬走。
秦末韓信率軍在河北井經口大破趙軍，並俘獲了廣武君李左車。韓信並未因李左車是敗軍之將而對他加以輕視。相反，他了解到在趙軍與自己作決戰前，李左車曾向趙王進獻過足以置自己死地之策，隻是趙王沒有采納，因此對李左車更加重用。這種不以成敗論人才的做法對今天仍具有啟發意義。
西漢昭帝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官桀欲陷害霍光，便假冒燕王劉旦之名，派人給昭帝上疏，彈劾霍光離開都城校閱羽林郎用天子儀式，又說他擅調幕府校尉，圖謀不軌。不料昭帝認為此奏本係人假托燕王之名偽造的，霍光無罪。其理由是：將軍重權在握，如有異謀，何必需用校尉。這件事告訴我們，對所用之人的處理一定要謹慎。否則，將鑄成大錯。
在古代的用人之道中，像李淵的“使功不如使過”，在人性的把握上可謂是大智。對犯錯的人寬而容之，信而任之，使而用之，就可以使他以一種感激之情，十倍的努力，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將功補過，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
總結：用人之道可謂博大精深，大智大慧。要想讓你的屬下為你賣命，就要了解他，分析他，滿足他。如何做到發自內心，事出自然?值得玩味。
7、原始積累者說：商機無處不在
三十年前，隨著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市場經濟遍地開花。茫茫神州，處處人頭攢動，個個激情滿懷，人人都在尋找自己的“羊圈”。30軍後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縮短周期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
麵對中國市場經濟的日趨成熟，麵對已經完成原始積累的各種創業，作為今天創業的人們又該如何完成原始積累呢?
提到原始積累，不能不使我們想到馬克思所指出的“充滿汙穢和血”的資本。在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從15世紀末到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用了一個半世紀，西班牙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1630年發動有歐洲“價格革命”用了138年，法國從1599年亨利四世新政，到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用了兩個世紀。英國的原始積累依賴於血腥的“圈地運動”、對576座教堂寺院的沒收和海外侵略，西班牙靠的是瘋狂搶奪美洲的金銀。法國靠的是戰爭及海外掠奪。而中國的原始積累又是靠什麼完成的呢?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這20多年的曆史，其中有喜有悲!
當全國人民喊起都要發財致富時，麵對有限的市場和財富，怎禁得起群起瓜分?那中國的老板又是如何完成這一原始積累的過程呢?
在當時，許多人都開始思索起這個問題，教授發不勝簪，官員衣帶漸寬，百姓如癡如醉，下海者亂撞蒙鍾。人人都想成為希臘神話中的伊阿榮，企圖尋找自己的金羊毛。神話中的那個伊阿榮找金羊毛是為了奪回王位，現實中的伊阿榮找金羊毛，就是為了紡織一個世代不滅的舊夢。這就是富遮和金錢，它激發的勇氣和熱情，絕不亞於王位的誘惑。當年伊阿榮為金羊毛，帶著50名英雄遠航了，一路敢用鼻孔噴火的銅牛耕地，毒龍的牙齒播種，萬難不辭，萬死不悔，今日的伊阿榮，是否也找到了“金羊毛”?讓我們看看下麵的數據就可以知道。
1988年中央召開人大會議時，全國點得出姓名的千萬富翁僅為十人。過兩年，人們發現數量升為幾百。北京的大碗茶賣出了一大批子公司和附屬業，遼寧一個賣豆腐的劉錫貴，不到十年就擁有400名雇員和1000多萬資產。廣東人認為千萬富翁也不稀奇，1992年6月據中央台宣稱，本地已有3.2萬台大哥大，32萬戶BB機.很清楚，在當時，大哥大隻有老板們才使用，如此廣泛地推廣，說不定已有億萬富翁。其實，億萬富翁也有，北京搞電子開發的中關村找得到，廣州搞服裝的黃花崗上找得到，深圳盤進口貨的羅湖區找得到……
英國原始積累起於圈地運動，大批大批土地圈起來養羊，養出了發達的毛紡業和財富。我的羊圈在哪裏?很多人都在叩問自己。
發財的過程永遠伴隨著認識社會的過程，這個人自以為認出了自己的羊圈，他立即匆忙上陣。
他是武漢揚子街一個個體戶，他的專業是盤中高檔服裝。他多次去過廣州，他發現廣州服裝的最大特點是擅長仿製。香港早上有一件新款新潮上市，廣州下午必有一批仿製品掛出。廣東仿香港，我何不仿廣州，省得跑來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