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之推雖然懷念故國，但是對於梁亡有過深刻的反省。這一點與庾信《哀江南賦》中的反思有著相同之處。他首先批評梁代士大夫的精神委靡不振，繼而談到當時的文風。顏之推反思梁代士大夫由於家族優越、門閥森嚴，造成一些人從小不勞而獲，對於民間疾苦一無所知。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涉務》中提出：“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為之，未嚐目觀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許多士大夫深居簡出，足不出戶，行同寄生。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涉務》中以奚落嘲諷的筆調寫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禦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複性既儒雅，未嚐乘騎，見馬嘶噴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顏之推寫出這些情狀的目的是揭示出梁亡的原因在於士人精神的頹廢，而當時的文風正是受此浸潤。
顏之推很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在這一點上，他的觀點很受兩漢儒學的影響。他在《顏氏家訓·文章》中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這種文章原出五經的觀點在六朝時代已不多見。顏之推提出這一觀點，一方麵表明他恪守儒學的文章觀，另一方麵也是為了矯正齊梁時代一些士族文人在鼓吹“吟詠情性”的同時完全否定文學教化功能的觀念。而北朝重視文章教化的觀念使得顏之推產生了共鳴。顏之推一方麵強調文學“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的政教功能，同時也承認文學的陶冶性情的審美功能。他提出：“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在《顏氏家訓·雜藝》中他也說：“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他對書法有相當的研究，對王羲之等書法名家的作品亦賞愛有加，同時告誡兒子對這些琴棋書畫不能沉溺其中，以免玩物喪誌。與此同時，他在《顏氏家訓·文章》中，對文學的本質態度鮮明地作了規定：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本棄末，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顏之推強調，文章的主體應是理誌、氣調，而事義與華麗則是形式。這一觀點同《文心雕龍·附會》所雲“情誌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的說法大致相同，其目的都是強調內容的重要性，反對當時重形式而忽視實質的文風。顏之推雖深感於南朝文風的綺靡，但是也清醒地看到自己回天無力，隻好要求他的兒子去泰去甚、折中調和。同時他希望能夠有人來從事改革，調和南北。他的希望在初唐的陳子昂身上得到了響應。初唐文風與中唐興起的詩文革新運動可以說是顏之推的這種文學理想的實踐。
在《顏氏家訓·文章》中，顏之推一會兒教訓兒子要樹立以儒學為本的文學觀念，一會兒也對兒子談起文壇的一些逸事，說了不少關於文章創作的技巧。這說明他並非不喜歡文學與藝術，而是將其視為雕蟲小技，不願兒子們為此而忽棄大道，更不願他們為此而招惹禍端。漢末魏晉以來，文士們罹禍而亡的事例比比皆是。顏之推對此深有了解。在《文章》中，他列舉了從屈原、宋玉、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到孔融、嵇康、謝靈運等文人“淩物凶終”的故事，慨歎：“每嚐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操守，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誌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顏之推說的這番話是從漢魏以來文人們的慘痛人生遭遇中得出來的結論，同時，也是他從儒學至尊的觀念中推導出關於文學作用的想法。他的文學觀明顯地帶有折中調和的味道。同時，他也不願意兒子做一個空頭文學家。他說：“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薄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可見他從骨子裏繼承了儒家對文士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