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對文藝批評的啟悟與促進，源於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中國自古以來發生於黃河長江流域的族群和文化向往與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人人相和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中國遠古時代通過原始部落的聚合與形成的宗法社會和階級社會，造成了人民喜歡“和而不同”的習慣與禮教。從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開始，中國思想文化就奠定了在對話中求得思想交流、促進學術發展的態勢。嗣後，雖然經過封建專製社會的漫長時期，但是這種自孔孟老莊開始形成的文化傳統與學術規律，卻一直曲折地得到了延續。可以說，在中國漫長的社會中，不僅各種不同的社會群體與思想學說通過對話得以延展，而且外來的思想文化也是如此。雖然，我們也不否定，中國自古以來黨同伐異的事件時常發生，曾經造成惡劣的影響，這些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竭力要反對的舊傳統，但是，從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與核心觀念來看，注重思想對話與“和而不同”，是使中國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與動力，是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觀念。這一點不可否定。如果沒有這種好的傳統，中國文化不可能曆經滄桑而綿延生長直至當今，很可能也像世界曆史上曾經存在又滅亡的一些文化一樣，永遠定格在了過去。
中國人民對待思想文化善於吸納、吞吐自如的膽魄與能力，如果要追根溯源，可以從中國文化的內在結構與價值觀上找到答案。中國文化將天地人置於一體之中，這種宇宙又是以“道”作為存在依據的。道既是和諧完滿的，又是變動不定的。它是一個開放的體係，具有通變的功能。對外來的事物，儒家不言“怪力亂神”，但對許多超驗的現象卻也並不一概否決。《禮記·中庸》以恢弘的氣勢提出：“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這段話表明孔子之道是博大雄渾、參天地、並萬物的學說，對各種學說可以兼容並包。《中庸》的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開放性的體現，它說明封建統治者在處於上升時期對待各種文化的氣度與心胸。等到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學術文化的生命受到了壓製。越是到封建社會後期，專製統治者狹隘的文化心態就越集中體現為黨同伐異、獨尊一家。這與儒家的包容思想背道而馳。在中國先秦思想文化中，道家主張萬物的存在與運動的依據是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是由自然物內在矛盾陰陽交感而推動產生的，因此，萬物終極的意義就在於運動之中，這樣就使文化處於開放融通的境界之中。秦漢年間的思想家融合儒家的人生觀與道家的宇宙觀，將自然之道與儒家的道德信仰相調和，再吸收陰陽家的五行學說，創建了天人合一的五行圖式宇宙論，將天道與社會人事置於完滿的宇宙大係統之中這個係統既具有保守的一麵，同時也有開放變動的一麵。至魏晉南北朝年間，玄學興起，主張以無統有，在變動中去認識事物，把握人生，認識宇宙。這種開放的文化觀使得魏晉南北朝之後的中國文化顯現出兼收並蓄自由思考的風度。
從思想文化的內在結構來說，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是精神文化內部的良性互動與必然結果。中國古代社會的思想對話，顯然是在宗法封建社會與專製形態下進行的，不同於現代民主與法製社會的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因而它的空間有限。但是在封建農業社會中，我們也要看到，人們因為沒有受到現代工業文明與商業文化的掣肘，有著很大的感性與生命精神，那個時代思想的張力是現代社會與商業文明所沒有的。我們時常慨歎的魏晉風度與盛唐精神即是明證。而魏晉南北朝思想對話，不僅僅涉及文藝批評領域，而且關乎後來人生的方方麵麵，比如當時的玄談“聲無哀樂”、“言不盡意”、“養生論”，也是現代人常常感受與討論的人生哲學與美學話題。因此，魏晉南北朝的思想對話，在中國封建專製社會的曆史情境與語境中，能夠達到這樣的深度與廣度，不能不讓人感到驚歎。這就是為什麼在20世紀40年代，宗白華先生一再慨歎魏晉風度在解放思想與升華人格方麵的光采。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與文藝批評所獲得的成就，特別是通過思想對話融合不同流派與民族的思想，彙成巨流，對唐代多元思想文化與文藝精神的建構發生了至大至深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毫無疑問，它對於今天文藝精神的生成，也不乏其意義所在。
當然，麵對古典社會與現代社會形成的巨大不同與反差，特別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講究創新的年代，人們往往會問，那時的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互動的機製與精神，在現代社會中，是否可以融入我們的視野與真實的存在之中？我們認為，就中國古代社會與體製及思想文化的性質來說，當然與現代社會有異，是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社會畢竟不可能重回當時的情境與語境，對此毋庸置疑。但是中華文化是一種曆史的延續的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體，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具有生生不息之品格，它緣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與思維方式，故能曆經衝撞而走向未來。近代國學人物章太炎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1907年第15期上有一篇《中華民國解》，其中提出：“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言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之可決之也。”章太炎在這裏將中華民族的內在血脈定為文化傳統，而外在的種族是變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與變化。作為一種包括審美意識與觀念在內的文化，它具有很強的超越時代與地域的生命力。黑格爾在其《美學》中指出：“古典的美以自由的、獨立的意義為它的內在的東西，即是說，它不是以隨便某種東西所具有的一種意義為它內在的東西，而是以自己給自身以意義的東西，從而也自己解釋自身的東西。這種東西是精神的東西，精神的東西一般以它自身為對象。”（黑格爾：《美學》，157頁。）依照黑格爾的觀點，古典傳統之美中體現出來的理想境界，是時間性與無時間性的統一，是非可逝性與曆史性的統一，古典的東西在這樣的辯證統一中發生、發展和解體，在這樣的統一中展示自己的命運。他的這番話對我們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生、發展與演變很有啟發性。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最深層的意蘊來說，是中國民族曆史地形成與發展的審美心理的體現，因此，隻要中華民族存在，這種傳統文化的經典性與理想性就會在解體中再生，在揚棄中發展，因為它具有內在的永恒性與超越性。而其表層的政治體製與道德說教，都是黑格爾所說的“隨便某種東西”，即某種暫時的意識形態，它是變動不定的，轉瞬即逝的，而唯有那種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才是可以永存的，為後代所接續（不管他們願意與否）。因此，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的這種傳統，在今天完全可以融入我們的現代性中，成為建構思想文化的曆史資料。當然，這需要我們不懈的努力。正是有鑒於此，本書才作些許微薄的努力，以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