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陳昕先生主持策劃了上海三聯版的經濟文庫。經四五年的努力，陸續推出了經濟學術係列、經濟學譯叢係列近百餘種，其不少著述至今仍在經濟學界產生著影響。列入文庫的作者林毅夫、樊綱、胡汝銀、潘振民、史晉川、王新奎等均已成為著名學者或學科帶頭人。新聞媒體曾以“三聯經濟學派”的美稱表示讚賞。姑且不論“學派”之稱是否恰當，這畢竟是出版理念的一種創意。
跨千年之際，筆者又重新回到人文社科的出版崗位，主持上海三聯的編務。接盤伊始，便有一個意願，企求能為繁榮、活躍中國學術文化盡綿薄之力。策劃《三聯評論》擬可視作上海三聯出版理念的延續。自然，學術命題已不局限於經濟學，將廣伸到文、史、哲及社會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特別是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王元化先生曾對目前知識界、教育界存在的“注重理工科、重實用，而輕文史哲”的傾向表示擔憂，後者正是中國學術文化的重要構成。因此，《三聯評論》的任務是將學界精英及中青學人的成果推向學界和公眾社會。這一理念得到上海三聯同仁的一致支持，為此，我感到欣慰，並充滿著信心。
策劃《三聯評論》的初衷是旨在活躍學術文化。學術的本質意義是科學、是知識。作為學術研究，學術思想的探索有其相對獨立性的品格。不否認，任何時代的學術文化都滲透著部分或局部的意識形態成分，意識形態也因不斷吸取新的、優秀的學術思想而顯示其活力，但學術文化畢竟不是泛義的意識形態，它有自身的知識體係和學術傳統。《三聯評論》叢書所追求的，是學術的原創性和多樣化，鼓勵有思想的學術，有學術價值的學理知識，充分顯示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和理性，在不違背主流意識形態所規範的秩序下，倡導學術文化的自由。這也是我們確定叢書基調的出發點與歸宿。
鼓助有思想的學術，不僅僅是指學術理念、學術倫理價值和學術文化構建，還包括認識論、方法論的創新。我們不準備在詞章考據、文字訓詁的傳統學術方麵開拓出版疆域，而是注重提升知識與思想之間的建設性張力，注重對新知識和新文化的建設。因此，收入《三聯評論》的著述，可以是前沿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也可以是邊緣性的學術探索；精英學術文化與大眾學術文化並存，國學與西學互補；既歡迎某一領域的學理創新，也歡迎多元文化話語對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學乃至文學、美學的討論；學術思維方法不拘泥統一，實證的、微觀的、宏觀的，兼收並蓄。但有一點是強調的，學術研究的原創性應作為出版價值判斷的依據。
學術著作出版的創意，還想在文本及形式上作些嚐試。我們將《三聯評論》限定在8萬到10萬字的學術著述。相對煌煌宏論而言，它們隻是“微型學術著作”。這是希冀學者將某一命題研究的精華熬成一書，在簡約的著述中凸顯其學術思想的含金量。這一出版理念也是想矯正90年代以來盛行學界的空疏、矯情之風，重樹“理精而義明”的務實學風，以匡正文化消費主義、商業世俗化侵蝕學術而導致的浮誇與焦躁。求短、求精、求新，將是《三聯評論》這一品牌的定格。現收入叢書的，既有學界名流的精品，又有新進學人的力作。正是學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才使策劃人的意圖得以實施。
編輯《三聯評論》將一以貫之三聯的出版傳統。這就是三聯創始人韜奮先生所提倡的文化的繼承和時代的創新”。我們將把《三聯評論》視作學術新人的一塊園地，即使有的著述還不夠成熟，但隻要有一點建樹和突破’我們都表示歡迎。同時，學術研究作為科學知識，有著自身的價值基準和遊戲規則，對一家之言，也將持寬容、尊重的態度。有位學界朋友說得好，“中國人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世界主義化過程。”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耕耘和建設，應該是開放性的、前瞻性的，決不能抱殘守缺、拘泥傳統，自然也不提倡拋棄傳統。構建多元的、適應全球化的中國學術文化體係，將世界意識滲入到學術研究中去，應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必然態勢。這也是《三聯評論》努力的方向和應盡的責任。
王元化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的采訪時，對學界知識分子提出一個希望：“學界不要讓世紀末的時尚口號和花哨的旗幟所遮蔽，使相互認同產生障礙”，“要沉潛於自己的專業，為迎接新世紀做一些紮紮實實的工作，拿出真東西來”。我和上海三聯的同仁將以先生的希望自勉，執著、努力，為社會多出版一些優秀的學術著述。
吳士餘
2000年6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