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在我這裏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存在。它所召喚我的，並不是所謂的文學，而在於它的非虛構性，以及由此生成的主體的思想性穿透。
對報告文學作形式化的研究，並非毫無意義。但這種研究不可能尋得這一特殊文體的終極價值。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決定了現實關係不僅成為寫作的一種背景，而且成為寫作的直接對象物。作者對報告對象的選擇以及對其意蘊的闡釋，無不受到特定的時代境遇的影響。社會特殊的文化生態，從根本上製約著報告文學寫作的走向，而報告文學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參與社會文化生態的建構。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之間具有某種互動性。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擇取文化生態作為觀照中國報告文學流變的一個優選視角。我試圖做的是，將已成為曆史的報告文學，置於曆史的語境之中。在回到曆史、觸摸曆史的過程中還原出報告文學存在的某種曆史的本真麵貌。
在這裏，我將報告文學界定為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這既是從報告文學史的觀察中所獲得的一種體認，也表示著我對報告文學寫作境界的向往。這是我為報告文學研究設定的一個理論原點。報告文學的寫作需要作者稟具知識分子的精神要素。作者選擇報告文學文體，也就意味著他將現實關懷視為自己的職誌。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有著種種的遭際，報告文學作為曆史之鏡，從中可以照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與精神形態。
就本書的體係及其內存而言，大約可以視為報告文學史研究的一種。在研究日益成為一類人生存方式的今天，所謂學術空白已很難發現的了。報告文學史也已出版多種，這些著述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物。但我無意於營構編年體式的史著模式。這是我的短項。麵對曆史，我總有一種言說的衝動。研究曆史，其前提是回到曆史，但其旨歸又不在曆史。
我想起了本雅明在《文學史與文學》中所說的一段話：“不是要把文學作品與它們的時代聯係起來看，而是要與它們的產生，即它們被認識的時代--也就是我們的時代--聯係起來看。這樣，文學才能成為曆史的機體。使文學成為曆史的機體，而不是史學的素材庫，乃是文學史的任務。”對本雅明的觀點我並不完全認同，但對文學史“不是史學的素材庫”之說，卻深以為然。我所提取出的曆史，隻是曆史存在中的極小的一部分。這樣自然就存在由於“忽視”而生出的種種片麵。我追求的是對文學史敘事中內在特質的發現與解釋。盡管這種追求遠遠未及理想之彼岸，但這卻是我所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