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新創獨特的文體--報告文學，差不多與劇變而多質的20世紀同行。真正的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寫作型態，它描繪出主體變動不居的心路曆程，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存活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曆史。這是一段讓人感奮，同時又令人沉思的曆史。因而，毋庸置疑，它具有思想文化史的價值。報告文學以其對曆史性現場的觸摸與近距離的攝照，為我們真實地全景地記錄了社會變遷中風雲際會的曆史圖景。這樣，它所具有的曆史文獻式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從文學本身而言，報告文學無疑豐富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內存。有一個不爭的史實是無法改寫的：在20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國文學格局中報告文學曾是一種頗富實績的文體，成為文學時潮中的主潮之一。
報告文學：文化生態結構中的獨特景觀
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生成了它的諸多特異特征。文本與報告對象之間所具有的同質性，意味著報告文學隻能是一種選擇的藝術或曰選擇性的文體。這就決定著主體與客體之間具有一種與其他文體所不同的更為直接的對應關係。小說可以虛構生活，詩歌可以“向內轉”，抒寫自我浩瀚的心靈，而報告文學作家無法拒絕生活、逃避生活，而隻能介人生活，在現實的前沿地帶作一種在場的深度報告。由此可見，一定時代的現實存在不僅直接成為報告文學反映的具體對象，而且由這種現實存在及其關係所形成的文化生態，直接影響著報告文學作家對於現實的選擇與評說。這樣不同時代文化生態中產生的報告文學自然就呈現出不同的景態。文化生態的變異，從根本上關聯著報告文學內在的流變。
一定時代的現實存在不僅直接成為報告文學反映的具體對象，而且由這種現實存在及其關係所形成的文化生態，直接影響著報告文學作家對於現實的選擇與評說。
文化生態是我們研究報告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學術關鍵詞。文化生態這一範疇關聯著兩個基本的概念，即文化與生態。文化的定義正像文化本身一樣異常複雜。愛德華·泰勒爵士於1871年給出了一個具有“標準”意義的定義：“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所接受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他各種能力和習慣。”但此後人們並沒有放棄定義文化的權利，現在有關文化的詮釋已是成百上千的了。在我看來，文化可簡言之為人與人化的存在。與文化相比，生態的定義似簡化得多。它通常是指在一個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發展的係統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聯相互製約而達到相對的平衡。與此相關的生態學就是研究生物之間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學科。提取借用生態或生態學中有關關聯性結構性的機理，我們或可將文化生態指稱為一定時代文化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關聯所呈現的形態，所形成的一種具有特征性的文化結構。
運用生態學的某種原理、方法研究人類文化，學術界已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早在1957年，日本學者梅掉忠夫首次用生態史觀--以生態學的方法探索世界文明史發展規律，發表了著名論文《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美國人類學家普洛格和貝茨撰著了影響甚廣的《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據作者自稱，他們“所采用的主要是生態學和進化論的方法。個體作出決定，人和社會的適應策略及這些方麵的進化過程，是本書的中心主題。”普洛格和貝茨認為：“人類是文化動物，這是由於三種生態學適應機製的相互影響--人類的自我保護基本動力，人類對具有生存價值的社會生活的要求和人類對於在周圍世界中認識有序現象的推動。按照這種觀點，這三種生態學上的基本要求不僅可以解釋文化的起源，而且也是文化普遍性的關鍵。”晚近於90年代前後西方出現了所謂生態後現代主義（EcologicalPostmodernism），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生態女權主義（Ecofeminism）理論家斯普瑞特奈克，主張用“相關性、轉化、包容、關心和愛來取代西方父權主義力主分立、異化、對立的二元論和窮竭自然資源的世界觀”。
我們將文化生態的理念引人報告文學的研究，無意將生態學的範疇作教條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試圖運用其相關性的係統方法，建構適合報告文學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報告文學內在流變的若幹規律。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包括我們所研究的報告文學在內，它是一種“場效應”的結果。“文化從來不可能在理想的純粹的條件下發展，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終構成了文化的‘場’”。“所謂‘場’或‘力場”本義是指文化處於多種力的錯綜糾結的相互作用中。”從這一點看來，文化的“場”也就是文化生態。報告文學的萌生與發展正是由多種文化因素合力所致。與報告文學密切關聯的文化生態，它包含著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時代的政治文化氛圍、物質經濟的水平、社會生活的樣態和主體的人文精神情懷、話語立場以及受眾的文化境界等。由於文化生態直接決定著報告文學的形成和流變，因此，考察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就能比較清晰地探視報告文學史行進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