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躲避現實前沿是90年代報告文學創作中存在的一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判斷報告文學價值有一個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可以從作品與現實關係的性質中把握創作的內在品質。誠然，任何創作中都存有作品與現實的關係問題，但這一問題在報告文學中具有特殊的命意。其一，報告文學是一種紀實性文體，因此，這就規定了作品與現實的關係是非虛構的，這是報告文學得以立體的前提；其二，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並不意味著這是一種持自然主義作派的文體，而是要求作者有選擇地真實地反映現實，反映出現實生活中具有某種意味的人物事件和現象。換言之，報告文學所報告的對象應該具有社會前沿性。90年代是中國社會全麵轉型的時期，是一個風生潮起，波譎雲詭的曆史性時段，是一個適合於報告文學生長的時代。然而，我們無不遺憾地看到大量的作品並沒有真正反映出具有前沿性的生活實景；即使有些作品反映了現實的前沿景象，但由於作者沒有充分地沉人前沿地帶，作深入的鑽探，所寫浮光掠影，因而未得現實的前沿精神。90年代的報告文學對一些重大題材在報道的廣度與深度方麵顯然不夠。
90年代的中國改革是實質性的，而且改革的壞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既為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創造了機遇，同時又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國有企業改革的攻堅以及由此伴生的變化，是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事件。90年代的報告文學對此隻有局部、零星的反映，而整體上有深度的報告則付之闕如。伴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數以千萬計的在崗者或被轉崗或下崗失業。這是對人們心理與生活產生前所未有重大震蕩的曆史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的推進是與千百萬人利益的暫時犧牲相關的。其間既有著人生的艱難，同時又可看出人性的偉大。這本是報告文學作家應予充分關注的題材，但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有關這一題材的有分量的報告文學作品。報告文學要整體地反映這樣具有前沿性的重大社會題材，需要作者有一種全局在胸，高屋建瓴的宏觀視野和博大胸襟，有一種不辭艱辛，進行大運動量紮實采訪的果敢和能力。顯然，90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家在這些方麵並不盡如人意。他們中許多人在題材選擇上明顯地避重就輕，求小棄大。與80年代相比，以集內、全景的體式報告現實重大題材的報告文學減少了。這至少實證了我們以上的判定。
90年代報告文學躲避現實前沿的另一個重要現象是對於曆史題材的過度開采。報告文學是否可以麵向曆史取材，這在學界存有歧見，像周政保並不主張“報告文學與‘曆史題材’的直接聯姻”，其理由是“倒不在於‘新聞性’之類的原因，而是‘曆史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極難或幾乎不可能實現‘非虛構’的敘述要求，無論是整體還是局部，特別是場麵或細節的描寫，在完全失去了采訪當事人的情況下，要實現既是‘報告’又是‘文學’的具體生動的‘非虛構’敘述，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李炳銀則充分肯定了報告文學“曆史化”的方式：“作者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而把視角有意識地擴展到曆史文化領域，由此報告方式產生出一種新的報告文學形態，我把這樣形態的報告文學稱之為：史誌性報告文學。在我看來，曆史題材的報告文學一說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必須以兩個條件為其前提。其一，作品所寫必須是“非虛構”的，是一種曆史的原真；其二，作品的題旨必須具有某種現代意蘊。這種現代意蘊本於曆史，又指歸於現實。正如艾略特所說曆史的意識又含有一種領悟，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曆史報告文學應當是現實與曆史對話的一種特殊文本，作為這一品類的作家應具有穿透時空，溝通今昔的曆史統攝力；“把過去同一個新穎的現在聯係起來，人們才能導引這個過去，通過最認真的探索，把迄今為止還隱藏著的奧秘揭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