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題材的報告文學，讀來也讓人唏噓歎息，心情沉重。此前的力作《神聖憂思錄》已使我們有過這樣的一種體驗。原本是造就民族希望的太陽底下最光輝事業的教育，一度竟以其地位的低下而遭致人們的唾棄，這著實發人深省。與《神聖憂思錄》相比，90年代的這類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的視界更加開闊，其視點由主要關注教師拓展到既關注教師更關注學生，而且作者將教育與貧困掛聯起來，取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另類”景象。部隊作家黃傳會的《“希望工程”紀實》，以極其質樸的筆墨敘寫了具有特殊意義的教育工程情形。“希望工程”無疑是充滿希望的，而“近幾年來，我國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萬名兒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事實讓人深感問題的嚴峻，每個善良的關心民族命運的人們，麵對著“一百萬雙饑渴的目光”，心中該會裝下幾多沉重？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國山村教師》如其所說是“獻給用自己的脊梁負載著中華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師們”的。山村教師他們精神偉大而物質困頓，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支付著社會的欠賬，以自己的清貧換來了山村文明之光的傳承。讀這樣的作品，我們自然為人物精神的崇高而感奮。然而，又豈是一個感奮所能了得？作品所提供的若幹細節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一個獲得“希望工程園丁獎”的山村教師參加表彰會來北京的路費還是找人借的”，因為“她已經好幾個月沒領到工資了”，而鄉裏卻“在建商業街，又買汽車，錢不夠，就把老師們的工資也頂上了。”讀這樣的文字，我們除了對山村教師懷有深深的同情之外，更多的就是對自私的負罪的“鄉裏”憤慨了。晚近何建明推出的長篇《落淚是金》，在題材方麵具有獨特的新聞性。
作者首次用報告文學的形式係統而深入地報道了貧困大學生的生存境遇與心理世界，作品中有許多材料看起來具有傳奇色彩使人難以置信而實際上又是真實的事實，這些對吸引閱讀有著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我以為《落淚是金》最值得稱道的並不是這些，而是通過敘寫頗具特異性的題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題所蘊含的主旨。“落淚”是苦難的一種象征，而苦難是人生的一筆財富。在我看來，“落淚”的並不應該僅僅是貧困的大學生，也包括全體的我們，因為在這裏，“落淚”並不表示著對命運的屈從，而是意味著負重與責任，意味著自強與奮進。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亦然。當我們歌舞升平之際，不應該忘卻我們的責任。正是在這一點上，滿蘊沉重之味的作品顯示著它的特殊意義。
思想啟蒙，文化批判，在90年代已不再是一種社會時尚。對物質利益的追逐，對新興的網絡文化的向往，以及由通俗的感官的大眾文化泛濫等所導致的對享樂主義的親和等等，無不給予思想之劍峰以重挫。正是在思想者式的報告文學作家相當匱乏的一種情勢中，那些堅守思想陣地，在與現實的深度的撞擊中，幹預現實的報告文學家顯得十分的難能可貴。這些作家盡管人數甚少，但他們的意義卻是卓而不凡的。置於20世紀報告文學發展史的視界中考察，其意義就更加顯見。他們至少賡續了報告文學那種關懷現實，幹預現實，批判現實的文體精神。從主體的精神品格看，從作品與現實的關係看，盧躍剛無疑是90年代最為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有《辛未水患》、《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討個“說法”》、《大國寡民》等。盧躍剛的作品表明了作者對重大題材的職業敏感，表明對弱勢人群的仗義執言的精神關愛，對正義的維護與呼籲。在盧躍剛這裏，作者與文體成為了最佳配對，報告文學不能沒有盧躍剛這樣的作家，盧躍剛也需要報告文學，或者說是將其首選用以作為實現人文知識分子生存價值的重要方式。盧躍剛之所以要寫作，之所以不寫商人、經理、明星之類題材，他傾心於寫那些多少有些“涉險”的作品，因為在他看來，他寫作報告文學原動力來自“我有話要說咽喉被一股力量強有力地扼住了。我有話要說！我必須說！直截了當地說！於是，我拿起了報告文學這柄劍”，“我感到，小說在這個時刻，突然變得那麼蒼白無力。這時，更需要清晰明快的事實陳述，更需要刀刀見血的邏輯力量，更需要直麵現實的理性精神。我隻能把小說珍藏起來，先把堵在喉嚨裏的話說完，用報告文學的形式說完。”盧躍剛認定“報告文學的文學功能與其他文學門類不同，時時處處都應逼近社會、逼近人生報告文學正是建立在‘希望’和‘良知’這一基礎之上的”。盧躍剛的報告文學無疑是最為逼近社會、逼近人生的一種社會與人生希望的實現，正是以人類對於良知的親和為其前提的。而良知有時是一種易碎品，它需要有理性的人類倍加嗬護。
盧躍剛所致力的是通過對野蠻、邪惡等的揭露抨擊表示著對文明、正義、良知等的訴求與聲援。盧躍剛差不多是特立獨行的報告文學作家，當正義、良知最不應該缺席或緘默，但常常缺席或緘默的時候，盧躍剛出場了。《以人民的名義--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實錄》，充分表征了盧躍剛作為報告文學家所稟具的品格與氣質。在我看來，報告文學作者角色差不多就是社會公理的代言人和民意的發言人。因此，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可以說是在“以人民的名義”寫作。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成果就是人民作為國家公民的意識有了某種程度的自覺與強化。國家公民這一話語，在漢語語彙中出現大約隻有一百多年的曆史。中國封建統治曆時久遠所造成的強勢，使奴性成為中國國民性中某種重要的劣根性。《以人民的名義》中的主人公顏躍明的意義在於，他以現代的方式--以人民代表聯名的方式，對不稱職的市長提出“罷免”。這是與現代官僚的一種短兵相接的交戰，是對人民代表權利的一種真正的實踐，同時也是對封建奴性一次徹底拒絕。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以人民的名義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權利的顏躍明竟遭打擊迫害，被羅織罪名，蒙冤下獄。這樣的事件發生在90年代，足以令每個思想者深省。作為報告文學家的盧躍剛，他的意義則不僅在於他也以人民的名義為人民代表個人伸冤鳴屈，而且更在於他對現代語境中報告文學作家的行為準則作了一次可資借鑒的成功實踐。《以人民的名義》涉及到一個敏感且複雜的政治題材，由權力網絡所建構的堅硬外殼是極不易攻破的。國際報告文學的重要作家基希曾說，報告文學是一種危險的體裁。盧躍剛的作品所涉及的題材無疑帶有某種危險性，而他令人敬重的正在於通過“涉險”，體現了報告文學作家維護正義良知的崇高精神與敢於碰硬的社會批判的勇氣。這一點在精神佝僂習見的90年代報告文學那裏，特顯亮麗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