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跨人21世紀的門檻，90年代就不再是一個進行性的時態，它已被定格為一種曆史性的風景。這樣，麵對作為曆史存在的90年代報告文學，我們似乎就多了一種客觀而自由言說的可能。
與80年代報告文學的轟轟烈烈相比，90年代的報告文學差不多就是雪落黃昏靜無聲的了。在20世紀報告文學發展的整體格局中，80年代是一種具有標高性意義的存在。文學史演進的軌跡往往呈曲線狀。批評家麵對從峰點跌落的90年代報告文學，認為這一文體已經陷人了“困境”。指認這一景況的證據之一，就是報告文學已不再轟動了：“若翻翻全國所有的文學期刊，你就會發現，竟然沒有一篇在全國有影響的報告文學，即使個別在一定範圍內有些影響，但是這種影響若與80年代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而張春寧則直接以“報告文學怎麼了”的句式詰問並不盡如人意的創作現狀。他認為盡管90年代的報告文學創作也有成就，“但如果和七八十年代的奪目光輝相比，恐怕還是不得不承認它的光彩已變得暗淡，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已大為縮小，它在讀者中的形象已不那麼令人肅然起敬。”“具體說來，這幾年報告文學創作存在著‘三化’：輕化、淺化、商業化；‘三多’：明星文學多、案例文學多、廣告文學多。”但對90年代報告文學作肯定性評價的也不在少數。秦晉認為“90年代的報告文學在認識和反映世界方麵，在思維和敘述方麵，都顯得更成熟了。”90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家“他們在對前一段報告文學承襲與批判中開始顯示自己的總體風格，體現了中國90年代文學新觀念和創作思維的新方式”。01998年評定的首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獲獎的作品有《錦州之戀》（邢軍紀、曹岩）、《黃河大移民》（冷夢）、《溫故戊戌年》（張建偉）、《淮河的警告》（陳桂棣）、《敦煌之戀》（王家達）、《走出地球村》（李鳴生）等15部，高舉各單項獎的榜首。於是有些論者就以為90年代的報告文學是頗為繁榮的。
以上諸說，從局部看，反映的都是事實’因此都是成立的。而我們所做的工作是要從總體上描述90年代報告文學的發展圖景，並從學理的層麵分析造就此間創作現象的內在根因。
生態變異：八九十年代報告文學的“語境”比較
在涉論90年代轉型期的報告文學時，人們往往將它與此前新時期的同類創作相比較，以此顯示對象所具有的落差。誠如學者所言，前者轟動，後者相對冷寂。“轟動”是事物外在的景觀。造成作品轟動的原因有許多方麵，一般來說，它當然主要在於作品本身，在題材思想與藝術傳達等方麵溱至了相當的高度，但同時也與作品發生的特殊時代語境緊密相關。轟動是一種效應，它總是與某種“場”的存在作為條件的。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的報告文學的潮湧，與其說是這一文體的轟動，毋寧說是當時特殊的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某種共鳴。90年代前的新時期，中國社會的顯著特點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同構性。這種同構性，是當代中國的一種普遍性的表征。政治同化，製約著當時的社會文化生態關係。文學是政治同化的重要對象，作家當然被改造，這種改造的旨歸在於使作家中心化，即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所出現的轟動，其實主要並不在於文學本體，而是文學對主流話語--政治同化的一種認同與回應。“文革”終結，中國社會開始進人改革開放的新的曆史時期。此間改革主要是觀念性的，或精神性的。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實事求是，是當時的時代流行語。相應於此，文學，特別是與現實社會關係密切的報告文學，其所表現的基本主題就是時代的主題；作家，特別是報告文學作家，作為一種典型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所具有的兼濟天下的抱負與強烈社會責任感，使其自覺地通過創作回應主流話語所要求表達的時代精神。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作家，就其整體而言，是相當的政治化的，他們多數居於政治中心地位，對於當時國家的政治中心命題以報告文學的形式進行演繹。
改革，首先作為觀念性的一場革命，在當時特別需要一種思想的啟蒙。報告文學作家承擔了其中部分的使命。他們的作品將在非常年代被拋棄的常識與公理加以重新的確認與肯定。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是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發軔之作。在報告文學的發展史上具有某種標誌性的意義。設若將其置於90年代的背景中，那它的轟動的可能性應該說是很小的。它轟動於常識匱乏而時代又亟需常識的年代。它所肯定的是曾經被唾棄的公理，即知識分子以及科學技術的意義與價值的被確認，是現代社會文明與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報告文學作家所作的思想啟蒙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通過對於社會現實中某種矛盾與問題的披露與揭示，使人從某種麻痹自樂的病態中得以警醒，從而思索社會改革與現實優化的方略。報告文學的優長與生命在於它的真實，而藝術與文學的真實在一個專製的體製中隻是一個不可企及的神話，“文革”中更有反對寫真實的律令，生活需要的隻是粉飾。一個充滿著危機而隻能用粉飾使人滿足的社會究竟是頗為荒唐的。即使是在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文革”，我們所聽聞的仍是鶯歌燕舞，形勢一片大好的頌詞。而真正的文學家，當然如契訶夫所說的“不是糖果販子，不是化妝專家，不是給人消愁解悶的，他是個負著責任的人”。他們重要的責任就是要把生活的真相，社會曆史演進的本貌如實地報告給他的人民。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作家處於社會走向開放解禁的時代，當文學的真實成為可能，而報告文學又特別需要真實的時候，他們便將現實中另一種發人深省的存在凸現在讀者麵前。《人妖之間》將劣跡昭著的大貪汙犯及其生成的環境作了令人驚訝的透視。《三門李軼事》中披露的黨員被群眾拒絕的事件，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神聖憂思錄》、《西部大移民》等“問題報告文學”，以對現實的碰撞與剖析，激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這些作品的意義在於引導讀者走出順向的思維的定勢，對現實作思索性觀照，從而構建一個獨立的思想著的主體。思想啟蒙是80年代中國社會的時代主題，其時的報告文學部分地參與並承擔了這種宏大的曆史使命。這樣許多作品的轟動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