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遷人異，90年代的中國社會究竟不同於此前十餘年間的存在了。轉型期的或曰世紀末的社會圖式以其前所未有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呈現在世人麵前，高度一體化的神話已經或正在被消解。政治、經濟、文化的異質性成為社會的顯性特征。社會的改革正由觀念的層麵轉向至實踐的層麵。經濟的多樣化與經濟中心地位的進一步確立，促使著技術中心主義的高漲。準網絡時代世俗的大眾的文化進一步遮蔽人文的精英的文化；思想啟蒙的旗幟似乎並不依舊高揚，對現實社會的普遍的精神關懷，漸次讓位於對於個體利益的趨重。社會異質的建構，極大地拓展了個人活動的空間，人的自由度獲得了空前的擴大。相應地更多地重視對個體的關注，對物質的崇拜，逐漸弱化對人類理想的傾心，對於社會公理的求取，躲避崇高，成為某種時尚。90年代關於人文精神的大討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發生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知識分子，在經濟中心、技術中心的年代裏被邊緣化。這種邊緣化，一方麵使得知識分子獲得了更多的思想自由與精神獨立，另一方麵邊緣化的時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激情正在冷卻，那種作為人類普遍價值以及良知、正義等代言人的思想性知識分子十分匱乏，於是人們就有了尋找知識分子的呼籲。在一個普遍缺乏精神性資源的年代，自然就不會湧現需要深刻的思想作為前置條件的若幹的一流報告文學家，和一流的報告文學作品。同時，在這樣一個年代，即使有個別優秀報告文學作家（其他作家亦然）寫作了個別的優秀作品，也不會出現掌聲如潮的整體性的轟動現象。在我看來，從一定意義上說，轟動是一體化的產物。90年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異質性，使文學的轟動失去了共鳴諧振所需的同一性。文學不再居於社會的中心地帶，作家不再被人頂禮膜拜，作品也沒有了洛陽紙貴的盛況。從社會整體而言，文學的曆久轟動，也許並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文學就是文學。文學的邊緣化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必然現象。文學的中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學功能的超重，會使文學的發展陷人一種尷尬的境地。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從報告文學是否轟動來評價報告文學的成敗得失。讓報告文學回到報告文學，從本體的維度來觀照這一文類的內在流變。
精神堅守：另類現實的關注與批判
毋庸置疑，90年代的報告文學與70年代末期到整個80年代的報告文學，在整體上，並不在一個層級上。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但這並不應該成為我們無視90年代報告文學存在價值的一個重要理由。事物的發展進程並不是線性的，文學史的運動也總是此起彼伏，峰穀相依。單從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90年代的報告文學，就為我們攝取了這一時段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段風景，留存了一份關於知識分子精神史演變的檔案。現代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是一種屬於知識分子寫作的文體。自然，90年代的報告文學描繪著此間知識分子的一段心路曆程，反映著他們的思索、進取以及某種無奈，甚至也能從中看出他們中一些人的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