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地評估報告文學，需要有一種合體的價值尺度。報告文學是一種邊緣性的文體，試圖以一言以蔽之的做法對這種文體加以限定，顯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從報告文學發展曆史中形成的某種文體精神、文體品格，是客觀地存在著的。它是我們考察評價報告文學的基本尺度。何謂報告文學的文體精神，文體品格？對此的解答可能會莫衷一是。我以為評論家周政保的若幹表述多有可取之處。他以為凡富有時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審察人的生存狀態及社會前景，做到卷入現實而思考現實，並將精辟獨到的見解貫穿於真實可靠的敘述之中，也就稱得上是找到了報告文學創作的靈魂”。對報告文學，周政保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二是報告文學的社會性、批判性，以及與社會性、批判性相關的公眾意識。”他認為“這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靈魂，是必須堅持的文體精神”。報告文學的非虛構的方式，通過對現實的深度的切人鑽探，真實而又理性地反映社會的當前狀態及其發展趨勢，謳歌社會公理、正義，人類理想，批判那些反人類、反人性、反真理的醜惡的存在。90年代的報告文學，並不是指它的全部，甚至也不是說其多數，但確實有一批作品在承繼這一文體優良傳統。作者在反映當下的現實生活時，堅守了報告文學所應稟具的品格精神。
閱讀90年代的若幹報告文學作品，我們會獲得一種沉重感。我不無偏執地認為，沉重感之於優秀的報告文學也許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來，具有沉重感的報告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意味著作家對於生活沉人達到了相當的深度；沉人，便會負重；負重的作品才會有它的分量。報告文學並不是因為需要低眉淺唱、吟風弄月才出現的輕浮文體，負重仿佛是它的重要的文體使命。
具有生活分量的作品可見於整個90年代。80年代中後期報告文學社會功能的過度的擴張，使得這一文體及其許多知名的作家，在特定的社會情形中陷人了某種不自在的境地。90年代初期，是報告文學創作的一個調整期。作為對80年代報告文學功能擴張的反撥，此間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人為地弱化報告文學應有的文體功能，使報告文學差不多類同於一般浮泛的新聞報道。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中，進人我們閱讀視野的李存葆、王光明合著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學》，1991.11），為我們在失望中帶來了欣喜與希望。《沂蒙九章》是處於低穀期的報告文學中少數具有某種高程的優秀作品之一。這部作品並沒有機械地成為主流話語的某種注釋，也不是以折損主體的能動性為代價的所謂的主旋律作品，它正如編者在編發作品時所說的那樣“這顫栗發燙的文字，是血的潮動與真實的結晶”。《人民文學》在創刊四十多年中，首次差不多以整刊篇幅推出這樣的作品。在我看來，閱讀《沂蒙九章》，這凝結著創作主體生命激情（“血的潮動”）的作品，會使我們產生“顫栗發燙”的深度感染。“顫栗”者，其間必然具有某種撼動人心的力量。《沂蒙九章》撼動人心的並不是高大全式的偉岸的英雄人物，或是讓人陶醉的升平景象，也不是所謂聳人聽聞的揭秘或是聲色俱厲的批判。依照庸俗文學評論的觀點，這是一篇“歌頌”類的作品，但其實並不如此，因為此間也有批判與否定。作者的用意並不在於淺層的兩極對立式的歌頌或是批判，他們所要企及的是讓厚重生活本身撞擊讀者的心靈。作品敘寫了沂蒙山區的人民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偉大業績。這是一片創造奇跡的熱土，它不僅創造物質，更創造精神。作者所特重的是對沂蒙精神的觸摸與挖掘，是對沂蒙人人生況味的提取與凸現。他們避免了同類作品那種隻注重再現有形的物質輝煌，而抽空人的精神存在，隻注重當下的業績，而割斷曆史血脈的做法，而是將人、曆史、現實有機地銜接起來，將現實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曆史場景之中，用以實證今日沂蒙的巨變正導源於沂蒙精神的曆史性積澱。沂蒙精神作為一種頗富曆史意義的存在，它就意味著負重與奉獻。在風雨如磐的戰爭年代，沂蒙人用山脊一樣的肩背支撐著中國革命，用鮮血與乳汁滋養了一代革命的將士，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然而建國數十年間這裏卻依舊貧困，當年作出巨大犧牲奉獻的人們曾經被人遺忘，更有甚者遭致了不公正的對待，這又多少令人可歎可悲。《沂蒙九章》就這樣既具有曆史的崇高，又具有曆史的悲情，既讓人感奮，又讓人沉重。它以複合的主題與多重的滋味，造就其獨特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