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江南一個燥熱的夏夜。當我在寫作這一段後記時，卻因著一種學術的關懷和真情的流淌，而特感清新。
我把博士論文的寫作視為自己學術道途上最為重要的事件。這樣，寫作過程中的心理負荷就特別沉重，而當論文最終被導師肯定，送交打印時，那種如釋重負的快意又是這樣的舒心雋永。
那一天晚上，我躲到閱覽室休閑。無意中被《文學報》的一條消息所牽引。消息報道說，上海三聯推出“三聯評論”，在學術界引起反響。叢書中有我朋友的一本，這使我對“三聯評論”愈加產生了興趣，第二天就上書城買來一套，並且有了一種想象性的希冀產生。於是，我在將論文寄送答辯委員會評審的同時，給二聯總編吳士餘先生也呈寄了一冊。令我感動不已的事發生了。不出一星期的時間，我便收到了吳先生的大函。先生表示拙作“可列人《三聯評論》”，其中“‘報告文學’可論”一語，使我頓時產生了一種知音之遇的感覺。此後，紅葦先生任拙著的責任編輯，他對書稿的完善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意見，為本文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學術研究常常把人累得困乏，但今夏的經曆，又著實讓我感受到學術的溫馨。
這本著作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根據《三聯評論》的總體要求壓縮修改而成的。博士論文凝聚著導師範培鬆教授的心血。讀博期間，先生對我關懷備至，在論文評閱和答辯過程中，南京大學許誌英、丁帆教授，南京師範大學何永康、朱曉進教授，揚州大學曾華鵬、吳周文教授以及蘇州大學劉鋒傑、曹惠民、欒梅健、湯哲聲教授，給予後進頗多獎掖，令我感奮。許多師友、同學對我的學業也給予了諸多幫助。用於學習的時間多了，自然對於家庭照顧無多。辛苦了家人，心中滿盈著的是感激和歉意。
這隻是一本小書，但它為我珍藏的卻是一份沉甸甸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