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熟悉俄國人民，熟悉十月革命，更熟悉俄國古典文學，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十月革命創作的最新也最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文學上。他在老朋友、蘇聯著名作家拉夫列尼約夫逝世的紀念文章中說:“在那黑暗時代、在那艱苦的鬥爭裏，中國革命是多麼迫切需要有助於煽起革命鬥爭火焰的、洋溢著革命浪漫氣息的……蘇聯文學作品啊!……魯迅先生談到蘇聯文學時，認為寫戰爭的比建設的對我們更有益，就是這道理。這並非個人偏愛，而是當年具體的曆史要求啊。”本著這一宗旨，曹老源源不斷地譯出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阿·托爾斯泰的《保衛察裏津》、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瓦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費定的《城與年》等等。這些作品，成為我們那一代人必讀的經典。魯迅稱讚曹靖華“一聲不響、不斷地翻譯”，“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瞿秋白在一封致魯迅的信中說:“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係統地介紹給中國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種事的差不多完全隻是你個人和Z同誌的努力”。“Z同誌”即曹靖華。
我算得上是文藝老兵，我讀的第一本蘇聯小說是《第四十一》，那時，還是個沒有離開家的小學生，是具有進步思想的鄰家哥哥介紹的，-本不知經過多少人翻過的破爛粗糙的小書，但它的故事立刻使我入了迷，在一盞小油燈下，通宵達旦一氣讀完。紅軍女戰士瑪柳特卡，聰明、勇敢，槍法百發百中，四十一槍，擊斃四十一個敵人。她成了我心中的偶像，當我踏上革命征途，瑪柳特卡的形象，時時浮現在眼前。戰爭期間，我常給沒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同誌們講瑪柳特卡的故事，聽者總是如醉如癡。1940年我在抗大魯南一分校學習，我們女生隊的幹部、同學，幾乎都讀過這部小說，有位同學槍法很好，打靶場上她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於是我們就叫她瑪柳特卡，幾乎把她的真名忘掉了，有一天早操，區隊長點名，竟也叫她“瑪柳特卡”，她即答應:“到!”引起同學們訇然大笑。
我和老伴江波早年讀的蘇聯小說，有的保存至今，但曾經很珍惜的《鐵流》《第四十一》在“文革”中丟失，我很心痛。我們和曹老的兒子曹彭齡、兒媳章誼，多年之前相熟，他們也是作家。彭齡優雅、文靜，頗有乃父之風。2003年的冬日，他們夫婦給我們送來了《鐵流》和《第四十一》。令我們特別感激的是，他們將老父送給他倆“存念”的《第四十一》(1985年外國文學出版社版本)轉贈我們，並在書上題寫:“……父親生前也與你們相識，我們想轉贈這本有父親題簽的《第四十一》或許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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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捧讀那些史詩般的蘇聯小說，便不由得想魯迅先生、曹靖華先生為中國革命所做的這一大事業、付出何等艱辛!就以《鐵流》為例，1978年曹老在為“三聯”書店重版時寫的《港版
小記》中這樣說:“在戰亂中，魯迅先生和我，均到處漂泊，萍蹤無定，長時間，魯迅先生到處探聽我的行止，直到1930年才得到確切消息。魯迅先生一得到我的地址後，就即刻寫信到國外約我譯《鐵流》”。魯迅讚美這部小說描寫了“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小記》說:“在國民黨反動統治、大霧彌天的歲月裏，在那岩石似的重壓之下，魯迅先生曆盡千辛萬苦”、“在敵人的‘刀叢’中，從自己拮據的生活裏，擠出一千大洋，假托一個‘到處找不到’所在的‘三閑書屋’的名義，印了三部書:《毀滅》《鐵流》《士敏土》。”“魯迅先生親手校閱”。曹老說，那時，他正“處在波羅地海海口上，處在大半年都是‘萬裏冰封’的冰雪世界，周圍總是一望無際的森林的海洋，卻缺乏必需的燃料，當年俄羅斯冬季取暖，幾乎全用劈柴燒壁爐。隆冬，我在室內，穿著大衣、戴著皮帽……得到萬裏之外的魯迅先生約譯《鐵流》的信，在工作之餘額外加工趕這項工作”;“為著預防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對稿件的沒收，隻得用複寫紙謄寫，那複寫紙和襯紙啊，又粗又厚……一筆下去要力透六層;每筆每畫都得全神貫注。寫不到多少字，手指上就出現了老繭。當時考慮到:倘第一份被沒收，就寄第二份;第二份再被沒收，就據第三份重新再從頭來……”“當年啊，我遠處異國，遙望中華，迢迢萬裏，關山難越。這手稿跨過萬水千山，闖過千關萬關，居然從‘篩子眼’裏鑽了出來，落入了魯迅先生手中了。”魯迅在《編校後記》中說道:“為了要印這一部書，我們信劄往來至少也有2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