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妥協的辯證法。它就像海洛因一樣上癮，開始的時候你抽它會感到惡心、嘔吐，接著你會感到難受，一天沒勁，但是一旦你接受了它，你上癮了，沒有了它你就會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你迫切地需要它，就像它本來就是你自己的固有物一樣。
事實也的確如此，妥協作為一種狀態已經固化在了人類的骨子裏，它已經成了我們生下來就有的固有物，沒有了它我們已經不能生活了，就如同沒有了我們的手腳我們不能生活一樣，妥協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如同我們的兄弟，它時刻都陪伴著我們。如果有兩個人發生爭執，這個時候勸架者會說些什麼呢？他會說你們都有錯，你們各自讓讓步不就行了？
這個時候，妥協化身為勸架者出現在了我們的麵前，他充當了一個好人，――為什麼他是個好人？因為他不講對錯，他認為大家都對，但大家又都錯，要達到正確就必須消滅正確，隻有在沒有對和錯的區分的時候“正確”才是可能的。妥協出現的地方，就沒有真理了，它蔑視一切真理，嘲笑一切捍衛真理的行為，它將真理看成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東西，甚至比謬誤還要可笑。這就是妥協，它在中國有一個特殊的詞彙“中庸”，人們認為自己是個智者的時候，都喜歡將它掛在嘴邊。
“兒子，你吃藥吧，你看爸爸也吃。”我說著自己一仰頭，將一把假想的藥投進了嘴裏，然後大口地喝著水。
“爸爸，你再吃一次，然後我再吃。”兒子說。
“好的，你看爸爸又吃了一次。”我繼續我的表演。
這是多麼溫柔的妥協啊。然而這裏又隱藏著多麼肮髒的教育：“如果我受罪，那麼別人必須也受罪。”兒子正在用這種心態看著我，而我正用自己的行動對兒子說：“如果別人和你一樣受罪，你的受罪就不叫受罪了。”在這裏妥協已經成了一種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在這種教育之下，我們對妥協的理解是如何地讓人感到悲觀啊。
我常常聽朋友們這樣安慰別人：“算了，算了，大家還不都是一樣。”在這裏，仿佛大家都在受罪成了這個人必然也受罪的理由。這是一個這樣的國度：每一個人都向著下方妥協，如果他自己正在受罪，他就看是否大家都在和他一樣受罪，如果他看不到別人在受罪也看不到自己不受罪的可能性，他就拉身邊的人一把，把他拉下來，和自己一起受罪。例如，他感到自己是個奴隸，正在受別人的奴役，他就看自己的身邊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奴隸，如果有他就感到心安理得了，隻要坐穩了奴隸的位置，他就滿足了，如果自己的身邊沒有做奴隸的人，他就感到一絲不平衡，這個時候，他就掐一把主人的小孩，或者對著主人家的神龕吐一口唾沫，總之，他的行動以自己獲得心理上的滿足為極限，他不會想“我的命運是合理的嗎？我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而這竟然已經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中國人長於思想妥協，中國哲學在這方麵有一個傳統詞彙叫中庸――在中國極高明的人都是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就如同甲殼蟲，當它伸出觸須想吃菜葉的時候，你隻要用木棍捅它一下，它就立即縮回去了，這在甲殼蟲我們說它的行為是因為恐懼而產生的條件反射，而在中國人他的行為則被說成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當然這和他們沒有個人生存空間有關係，因為沒有機會自己掙錢，他的工資必須仰賴於那個叫做領導的人，因為沒有機會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生存空間必須仰賴那個叫領導的人的恩賜，這種情況下他怎麼能不以領導的意誌為自己的意誌呢？如果他的意誌和領導的意誌發生了衝突，他怎麼解決這個衝突？他將選擇中庸，他告訴自己大家都是如此，自己也應當如此，這就是妥協，向著領導妥協在這裏巧妙地轉換成了向著大眾妥協（盡管這個大眾生活得並不愜意），進而完成了一種心理上的自我診療。
這種情況下一個人，他是以沒有美德作為自己美德的。對於那個高高地站在高處的領導來說，他隻是一個工具，他如果憑借自己的良知的判斷來行事，如果依靠自己的理智的決斷來行事，那麼那個領導會對他有什麼看法呢？他會覺得這個人難以調教，沒有服從意識。在這種體製之中，一個人之所以被需要，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意識，有道德的個體，而是一個守紀率、懂服從的工具。作為工具，他該如何呢？妥協，放棄自己，克服自己，讓自己像個器官，比如手臂、嘴巴；或者讓自己像個機器。這些天看奧運會新聞，從報導語言我們可以感到新聞機構關心的隻是這個國家得到了幾枚金牌，而誰得到了這枚金牌則是不重要的；大水災的時候，新聞機構有是怎樣表現的呢？大災中的人們的生活境況，鏡頭中幾乎沒有，這些災民的生活狀況隻是作為領導人訪問時候的背景或者作為已經改善了以後的對比資料，我們的新聞記者，這些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意誌的人，他們對個人的關心實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他們根本就不關心個人。缺乏關心的個人，被漠視了的那些個人，如何獲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的呢？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