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總是問我，別人都這樣，你為什麼不能這樣？
是的，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是為了什麼？可是我想反過來問：“為什麼別人這樣，我就得這樣？”這個國度裏，難道人們隻能用一種方式生活？難道生活的出路就隻是模仿嗎？隻有模仿別人活著的人才能得到幸福嗎？所有的人都消失了個性，他們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樣，他們的思想方式一模一樣？這個世界真的就有意思嗎？如果我允許別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那麼是否別人願意我也有一點兒自己的選擇呢？
電視裏那些接受采訪的人是多麼地可恥，他已經不會自己說話了，他們出來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人雲亦雲已經成了他們必須的生存狀態？是誰剝奪了他思想的能力？是誰剝奪了他們說自己的話的能力？為什麼，人們都在說著一樣的話，那些人形鸚鵡是怎麼被培養出來的？（你看，他在說“我們的生活好多了”，他一出口說的就是“我們”，他已經不會說“我”了，他會說“我”的生活怎麼樣了嗎？）
鸚鵡、鸚鵡、可恥的鸚鵡們。他們幸福地活著（而一個不願意做鸚鵡的人將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它們生活在籠子裏卻將籠子當成了自由的天堂；他們生活在別人的豢養裏，卻將人的豢養當成了神的恩寵。它們張開了喉嚨放聲大叫，自己以為得計，卻不知道主人根本就不是在聽它們的思想，而是在聽它們的鴰噪。這些可愛的鸚鵡，它們善良而愚蠢地活著，愚蠢而可悲的活著，可悲而幸福地活著。
它們在不停地說話，可是因為人的訓練，它們實際上已經忘記了自己作為鳥的語言，它們模仿人的方式說話，它們自己以為正在用一種高級的方式說話，它們不知道它們這個時候已經徹底地中計了，作為鳥的鸚鵡已經死去了，而作為人的鸚鵡卻永遠也不會得到人的認可，它們永遠隻能是人的玩偶。它們說人的語言越多，就越是死得徹底，越是成為玩偶，玩偶化得幹淨。
然而，必須妥協，動物必須和飼養員妥協，學生必須和老師妥協，臣民必須和政治家妥協，樹木必須和土壤妥協，嘴巴必須和牙齒妥協，朋友必須和朋友妥協，丈夫必須和老婆妥協，嫖客必須和妓女妥協，職員必須和主管妥協，病人必須和護士妥協，瞎子必須和拐杖妥協，小偷必須和警察妥協，通奸者必須和良心妥協，自由作家必須和貧窮妥協。必須放棄自己的行動、意見、語言、肉體。
讓自己成為公眾意見的執行器官，讓自己成為商品、政見、貨幣、交易、合同、友誼、忠誠、背叛等等關係的盟友，讓自己成為和課桌、辦公室、握手、紅酒杯、調情的盟友。
讓自己成為乞討的遊蕩者，時刻都在用自己的自尊心乞討著公眾的意見，在公眾鄙夷的目光中獲得公眾的支持，然後活下去，並且活在大眾的心髒裏。
讓自己成為一個退役的軍人，他離開了炮火，離開了軍隊，離開了號角，但是他依然在精神上保持著軍人的作風，他時刻等待著別人的命令，時刻渴望著服從，“請首長下命令”，“請首長指示”，除此，我們不能行動。這才是我們在這個世界的本質――退役軍人的本質。
從西安去華山的路上，我、我的師兄、師妹三個人，一路被那輛私人公交車作為資源賣了三趟，出發的時候，他們說每人隻要10塊錢，開出不到一個小時，他們說加5元，師兄和他們論理，那個售票員突然挽起袖子對著我的師兄就是一巴掌。於是我拿出15元，為我們三個人補了票，這是妥協；過了一會兒，那輛車停了下來，要我們下車到前麵那輛上去，我們集體抗議，但是我們遵從了，並且再次交錢買票，這是妥協；這種情況後來又發生了一次，這次一車人，沒有一個抗議的，似乎換車是合理的，每個人一上那輛新車，就主動地掏錢了，這是妥協。
我們看到了，妥協，第一次最痛苦，就像妓女第一次接客最痛苦；第二次還試圖反抗，依然有些微的難受，就像糾正第二次接客依然會感到一些扭捏；第三次呢？經過前兩次的訓練，我們像狗一樣形成了條件反射，我們覺得原來這才是正常的狀態，我們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就如同妓女在接客完畢之後，不僅沒有了痛苦，甚至還會感到慶幸，她興奮地數了嫖資。
第四次呢？想一想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要求她結束賣笑接客的生涯，她會怎麼反應呢？她會痛苦不堪，她會說你們怎麼這樣不人道不講道義古訓。她會質問你。我用這樣的比方，並沒有看不起妓女的意思，實在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差不了多少的，至少在這方麵是如此。類似妓女式的質問我們在曆史上多少次聽到過？辛亥時期，革命軍剪鞭子的時候，那些漢人們痛哭流涕了，他們說這鞭子怎麼能剪呢？怎麼能剪呢？大逆不道啊。他們忘記了這鞭子僅僅是兩百餘年前滿人強迫他們續上的而已，當初為了反對留辮子甚至還流過血。太平軍強迫蘇南女子放腳的時候，我們也聽到了哭聲，他們說這小腳是古訓，怎麼能放呢？大逆啊。她們忘記了當初她們的腳本是天然的，美麗的，讓人受用無窮的，但是她們曾幾何時，接受了小腳才美的觀念，對天足――這本來之物――反而充滿了痛恨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