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要感激鄉中學，那個時候，所有的入學除了有後門的，都是采用的就近平均法，鄉北半部的學生進鄉中學，南半部的學生進我那所戴帽子初中。於是，出生地成了一個人的命運，生在鄉南半部的人大多數隻能在戴帽子初中混畢業文憑，然後回家種地，而生在北半部的學生，他們因為有機會進入鄉中學，有可能進高中，上大學。表麵上看，這種就近入學的方式是非常平等的，但是，骨子裏卻是極端等級製的，而且這種等級製所依據的是一個人先天的他自己根本就無法選擇的出生地，而不是後天的努力，就如同戶口一樣，這是多麼地不公平，對於一個還沒有走向社會，還沒有開始自己前程的兒童，他就這樣僅僅因為他出生的什麼地方，他的命運就被確定了，這是極端殘忍的――當我還是一個少年，當我看到隊長的兒子背著書包到鄉中學上學去了，是多麼地憂傷，我不恨那個拖著鼻涕的蠢貨，但是我痛恨這其中的不公平。直到現在我依然反對就近入學，這是非常殘忍的不公平現象，可以依據一個人的智力水平來入學，對每一個人進行智力測驗，知識考試，然後分為三六九等讓他們進入不同的學校，甚至也可以依據他們父母的金錢來入學，父母的賺錢能力至少還有一點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雖然在集體主義經濟時代個人把握收入多少的能力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絕對不要以出生地、以戶口來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看起來公道，其實太殘忍了――這會鍛造多少像我當初一樣痛苦的靈魂？
我反對在小學和初中采取就近入學的政策。除了每一所學校的教學質量都是一樣的，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就像人的智力有三六九等一樣，學校的質量一定會有三六九等，問題是如何將高質量的學校分配給那些智商高，有相應的才能，適合接受更進一步的教育，進而在享受了同等教育的基礎上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回報的人。應當用考試或者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用金錢來調控入學，這要比就近入學公平得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這件事情，人們的認識是那麼混亂？人們從來沒有想過在大學實行就近入學，這樣城市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學，而農村的孩子因為離得遠，就完全不用上大學了。他們知道，上大學的機會要交給那些有潛在素質的學生，因為他們將為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但是，對於小學和中學，人們就不是如此認識。仿佛每一個學生都應當接受同樣質量的教育，這才叫平等，所以那些所謂的平等主義者就提出要將所有的小說和初中都辦成一個水準的，他們的意思是將智商高的學生和智商低的學生平均起來，讓他們接受一種質量的教育，這才叫公平。而實際的操作中，他們是讓智商高的學生降到智商低的水平上尋求統一。這是何其地荒謬，這對於這個社會來說它損失的不僅僅是高智商的對於社會可能貢獻更多的孩子們的自我意識，更是人們徹底的放棄心理――－一切都要平均，個人努力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事實上，那個時候，我所在的那個戴帽子初中的同學們大多有這種心態，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知道再用功，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這所學校的限製考得比鄉中學的學生更好，他們絕望了，他們在學校混日子，他們的父母對他們也失去了希望，因為知道他們考不取。這就是所謂就近入學的後果。
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能將有限的高質量教學資源分配給那些在智力和意誌力、體力上更有潛力，從而，社會也有可能對他們的回報寄予更高期待的孩子們身上，而不是平均地布施於所有的孩子身上――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相反這種平均主義的做法隻會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更殘忍的歧視。
事實上，從我個人的角度講，我是幸運的，那年我們的戴帽子初中來了兩個從鄉中學被趕出來的教師，他們拯救了我們（我感激那些在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們拯救過我），一下子使我們學校的升學率提高了30個百分點。以至於差不多就要接近鄉中學了，如果不是那年他們來到了我們的戴帽子中學，我的命運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會和我的大多數同學一樣在農村且耕且種，因為繁重的農活，沉重的壓力而淡忘了生活的目的，仿佛自己是一架養家糊口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