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們的語文老師，她名字叫楊珍。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小學，一次我發燒，
頭痛，同學們都到外麵玩去了，而我扒在桌子上，什麼事兒都不想幹，這個時候她走了進來，她把手放在我的額頭上，然後問我：“難過嗎？”現在，我依然能真切地回憶那個時候的情景。
隻是她的手的記憶，和那個教室陰暗的背景以及那所學校極端的簡陋極不協調。她的語言和手勢都是有溫度的，這是我第一次對另外一個人的溫度有異樣的感覺，她啟發了我對某種特殊之物的需要。
無一例外，我們這些農村孩子都是羞怯的、沮喪的。麵對我們的知青老師，我們的卑怯無以複加，要知道這是多大的距離啊，不可知的城市生活，不可知的紅衛兵袖套，不可知的城裏口音，不可知的時髦裝束，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就在這不可逾越的距離中，我的老師，她用她的手觸摸了我的頭顱，我該多麼感激語文，這是一門人道主義的課程，她將我們美貌的老師帶到了我們的村子裏，將她的手賜予我的額頭，那是一種我們從未領略過的潔淨的美、白皙的美、雍容的美、無所意欲的美、漫不經心的美，此後，這種美在我的腦海中從來沒有褪色過，她主導了我對異性的全部見解。
然而，他的丈夫，一個鄉衛生院的醫生，卻追到了我們校裏，他用力地扯著她的頭發，用腳踢她，用手掌摑她，開始的時候她在掙紮，接著她無力地癱倒下去，一縷頭發隨著她倒地的動作飛揚了起來，在風中飛得很高很高，我感覺它是飛過河去了。
我對這一幕的記憶是非常奇怪的，這一幕中竟然沒有聲音，它就像是無聲電影的鏡頭一樣明確、紮實，充滿了動感和光線，但是卻沒有聲音。也許這段記憶的確是沒有聲音的，她在整個過程中始終沒有發出一點兒聲音，她沒有求饒，沒有哭泣，什麼聲音也沒有。此後在我成年以及少年時代的夢中，我多次回到了那個學校，並且在那裏見到了我的絕大多數昔日同學，但是，那一幕再也沒有出現過，關於那一幕的結局我也始終回憶不起來，也許此事是沒有結局的。
此後，村裏的人也許不止一次地看到過一個少年，他手裏攥著一塊石頭，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老師的身後，一直跟到老師的家門口，對於他的目的，村裏的人是如何猜測的呢？也許村裏的人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此事真的就沒有下文了，記憶中斷了。但是，我感到自己是一個蠢貨。我也許什麼都沒幹，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也許我們做了，我們埋伏在東岸的番薯地裏，等著醫生從這裏經過，我們舉起木槍，向他瞄準，射擊，我們就這樣將他槍斃了，我們通過這樣的儀式為我們心中的事件舉行了隆重然而又是隱秘的閉幕式。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老師就要走了，她就要離開這個地方，我們再也見不到她了。
下半年放過暑假，從懶散和黑色的皮膚中醒過來的我們發現老師消失了，醫生也不見了，他們仿佛消失在了空氣中，仿佛從來也沒有在我們村存在過，我們在村子裏找不到她了，在學校裏找不到她，甚至一切和她有聯係的事物也都改變了原來的樣子，她刷牙的地方白色的水漬已經長上了綠苔，她曬衣服的木杆在兩個月的時間裏迅速地朽斷了，她住過的宿舍住上了另外一個委瑣的老頭，這些都在掩飾著她存在過的痕跡，盡管她的學生還在――這是她留在我們那個鄉村的唯一遺跡。
後來，我從一所離家更遠的初中畢業，那所初中從來沒有人能考取中專，能夠考取高中的也就是10％。每年300左右的學生畢業，隻有3、40名能夠升到高中去，這是所謂的“戴帽子”中學，“戴帽子”的意思是說這所學校本來隻有辦小學的水平，因為社會就學壓力重，就讓小學戴上一頂帽子――也辦初中。其實教師都是教小學的水平，他們有的自己才是高中，甚至初中畢業。
我畢業於那所學校的時候，那屆竟然破天荒地有70幾個人考取了高中，其中還有10名考取了縣重點中學的，而我則萬分幸運地考取了中專，轉了戶口，吃上了黃糧。
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機會，要感激兩位新來的非常特殊的教師。一位是從鄉中學被踢出來的語文老師，據說他有同性戀的毛病，因為騷擾男學生而被拘留，進而是陪綁（一種陪同刑事犯人受審或者陪同死刑犯一同赴法場的懲罰――這種刑罰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它讓犯人體驗一次死亡的感覺，以達到威懾犯人的目的，是對犯人采取的精神死刑），我的同學中有人據說看到過他被剔光了頭，五花大綁，胸前掛著一隻寫有自己名字的大牌子，名字上還打了大紅叉；另一位也是從鄉中學被驅趕出來的，他教英語，他的美式口音非常優美，據說他的問題是賭博，自從他接手我們班的英語教學之後，我們有一半的同學發現英語原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語言，最有趣味的語言（以至於上了中師以後，已經沒有英語課了，我還堅持自學英語，僅僅是因為對這個老師的回憶在支撐著我學英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