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論，這兩個人都是壞人，而且是極壞的人，但是我卻無比感激他們，作為一個學生，我在選擇老師方麵，寧可選擇有知識，有觀點的“道德敗類”，也不願意選擇沒知識、沒觀點的“高尚好人”。在此後的生活中，我見到了太多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才識的人，人們對他們的評價隻能是“這個人是個好人。”也就是說除了他是個好人以外他就再也沒有其他優點了。但是人們恰恰喜歡這樣的人，我想過，為什麼人們喜歡這樣的人呢？因為這樣的人沒有危險，他們平庸地鬆散地活在自己的身邊，對自己一點兒威脅都沒有，這是平庸的人互相欣賞對方身上的“自己”的最典型的證據，他們不是真正地在欣賞對象，而是在欣賞從對方身上看到的那個自己――你看，我平庸，你比我還平庸。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可恥好人，庸碌、委瑣，時刻像袋鼠一樣生活著，他們生活在世界上就是為了尊崇道德，進而成為別人的道德法官，中國曆史似乎已經被這種人徹底地主宰了，成了一個萎靡的腐爛的國度。而那些不願意就此萎靡下去的人呢？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聯想到魯迅對於中國曆史的一個斷語“吃人”，這些人都已經被吃，他們是“曆史”這個大餐桌上的最好美食。
我的生活經驗告訴那些所謂的好人是絕對不能信任的，他們視自己的道德形象為最高的重點，為了保護這個重點，一切都可以犧牲，為了成全一個孝子的名譽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的親生兒子，他們用親生兒子的生命作為道德工具都在所不惜，更何況犧牲一個朋友――一切都可能成為證明他們道德高尚的工具，包括你――這個據說是他的朋友的人。在我的生活裏程中，比如在我博士畢業尋找工作的時候，出賣了我的恰恰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們的道德恐怖主義已經徹底地擊跨了一個上進的渴望被世界接受的脆弱的青年，使他失去了對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點兒信念。
就是那個被陪綁的老師，他第一次教會了我什麼是文學，他讓我寫出了真正的“作文”，他讓我知道如何深入物的內部用情感的眼睛來觀察世界，進而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他者的語言來表達這種感覺。要知道，我以前的老師從來沒有教會我這些，他們叫我不要用自己的語言，不要用自己的眼睛，不要用自己的感情，總之不要相信自己，而要用從書上學來的語句，用報紙上公式化的故事，用套話、官話，用虛偽的假話來寫作，他們要我寫學雷鋒的故事，要我寫對黃繼光的思念，要我寫為生產隊裏的老大娘義務勞動，受到了老大娘的教育……就是不要我寫自己的心裏話。而這位老師，他在那個時代，就知道文學是表現自我的，是表達感情的，是人性的，作為一個鄉村教師，這是非常偉大的，他是我的文學夢想的第一個燈塔，點燃了我內心深處那根感情的弦，此後這根弦一直顫動著，沒有止歇過，甚至此刻我還能感到當初的那種悸動。他說：“你看一隻杯子，它被我放在那裏，那上麵有我的掌溫，我的指印、唇印，在早晨的光線裏，這會兒它是茶黃色的，在杯口有一道光圈，那是弧形的反射光，它這會兒那麼安靜地呆在那裏，但是，它是有生命的，水的熱氣輕輕地蒸發出來，在晨光裏散動著，它是一個等待著你去捧起來，等待著你去喝一口的杯子。”那個時候他正在為我的一篇小作文做眉批，他的習慣是早自習的時候把我們一個個找去，一邊批閱一邊和我們說話，把他的想法說給我們。他就是這樣啟發了我的文學思維。真是太出色了，就是那麼一刻，我突然獲得了解放，我的腦子裏仿佛有了一種光線，我的封閉的腦海開竅了，此後甚至我還開始了寫詩，在中師的時候我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少年詩人。我走上文學的道路和這位老師息息相關。直到今天我的腦海裏依然保持他當初為我描述那隻杯子時的情景，杯子靜靜地佇立的早晨的窗台上，陽光穿透了它使它奕奕生輝，那會兒我開始體會到和物親近所能感受到的巨大的愉悅……
由此我想到曹操的《招賢令》，他是那麼清醒，他說：“如果隻任用廉潔之士，齊桓公就不可能稱霸？”“如果不是魏無知的推薦，背著叔嫂私通的陳平，哪裏會有漢王朝的一統天下？”建安19年12月，曹操發布命令：“有德行的人不一定能進取功名，進取功名的人不一定都有德行。陳平難道有敦厚的德行？蘇秦難道守信用嗎？但是陳平卻奠定了漢朝的大業，蘇秦扶持弱小的燕國強盛起來。由此看來，士人都有缺點，怎麼能廢棄不用？官員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會隨便拒絕人才，也就不會有什麼事物是處理不好的了。”但是，僅僅是這樣的道理，在曹操那裏早就把道理說通了的問題，在中國當代卻依然不為人們所理解，不是人們的認識水平低於曹操，而是曆史就是這樣的循環的，有一個時期它的智力達到了高點，有一個時期它的智力又降到了低點。
如果這樣看，我們說不定是居住在前三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