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人的語言？如何才能離開這一個人的語言？
新世紀中國文壇：“葛紅兵現象”
孫國亮
如果說葛紅兵在2000年“走紅”文壇是因了“悼詞風波”而被冠以“另類酷評家”之名，多少有些劍走偏鋒，淹沒了他的批評實績的話，那麼2001年的葛紅兵足以讓懷疑和指責他“意欲何為”的所謂文人君子閉上聒噪的嘴巴。近年，出版兩部學術批評文集，四部隨筆集，四部長篇小說的成績，開文壇內外，聞所未聞之先河，此現象理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
教授作家
教授在中國的曆史還不長。遙想教授當年，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人，無論“左”右還是中間派，都極有個性，透出一股“士”氣，是一個主體性極強的群體。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中堅，文化的承傳者，不僅具有精湛的專業知識，而且有天然的關懷社會的責任，通過寫文章辦報紙來為社會正義鼓與呼。教授為文抒懷呐喊，顯示了良好的文化水準和自由的精神狀態。
然而，在推崇“量化”的“新科舉時代”，教授在書齋裏被機械地批量生產。固守書齋，隻讀聖賢，再難有展示個性的聲音了。學術與文學在潛移默化的禁錮中被人為地生生撕裂。教授與作家也形同陌路，甚至出現名作家受聘作教授為人所不解的怪事，我們是該好好反思了。今日校園生活猶如按部就班的生產流水線，每個人都被打磨，消耗，鍛造，雖然心中存有難以抑製的反抗情緒，但到頭來卻仍是隨波逐流，象一個聚會，熱鬧非常，卻籠罩著虛擬的假麵。生活其中的教授理應為此感到麵紅耳赤心有愧才對，“僵硬的”、“外部的”、“過分專業化的”觀察和表述世界的方式，與一般人有多少聯係呢？你們在多大程度上傳播和表現了啟蒙的思想薪火？與“五四”一代教授相比，你們都為民眾做了些什麼呢？
坦白的說，錢理群先生把摩羅奉為“精神界戰士”譜係的自覺承繼者，頗有點提攜和吹捧的肉麻；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在“精神界戰士”的“戰鬥”方式上，葛紅兵是青年學者中真正的繼承者。他雖師出名門，有著專業係統的學術素養，但卻不是那種從書本到書本的守望型學者；既是知識廣博的名教授，涉獵文學史學、文藝理論與批評、文化學、哲學人類學等等，又是詩人、小說家，《青年文學》已經把他列為十位“68年生作家”之一。當教授的人格普遍虛弱，精神普遍萎靡，感性普遍退化之時，葛紅兵正在努力找尋拯救困頓自我的“諾亞方舟”；在認清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誌，而是工資的級別，住房的資格，炫耀的名片時，他毅然選擇了“作家身份”，自覺繼承了“五四”學人的處世之道：為民眾寫作。2001年，“教授作家”在葛紅兵身上再次得到完美地展示：學術與文學並非風馬牛不相及的對立物；如果有足夠的才情和介入社會的責任感，兩者會很好的相得益彰。即充分發揮大學和教授的思想和精神資源，發揮其固有的獨立不依的非功利品格，發揮其所凝聚的知識和話語的可信度，創出一種集思想和體驗於一體的寫作方式，從而為知識分子介入社會探索到一條可行之路。這也使葛紅兵的創作嚴格地區別於同代作家。如果說新生代作家的創作是一種自發的青春型狂歡，那麼青春的背後卻隱藏著他們的偏執、顛覆和獨裁的可怕傾向，缺乏反思的維度必然帶來內在的危機；“越墮落越快樂”的無奈也透出些許莫名的輕鬆感和可恥的得意感。葛紅兵對他們的批判毫不容情，一針見血，（參見《跨國資本左右下的中國當代寫作》）所以他能夠在自覺的反思層麵“拷問”自我的魂靈，顯示出可貴的清醒和獨立，與同代和同類人的決裂，獨自體味著深切的裂變與痛苦；這痛苦來自他自我揚棄中的回腸九轉：恐懼、孤獨、焦慮、惆悵、壓抑、震驚、荒誕……在《我的N種生活》中傳遞出了人類時刻麵對卻又處處遮蔽和設法逃避的主題。在精神已經貌似“成熟”到閑雲野鶴，自由自在的今天，葛紅兵卻如此“不合時宜”地思考如此沉重的話題，的確需要勇氣。把自我置於知識分子對立物的場所，無情剖露自身的鄙俗，以一己之痛喚起知識者的良知和覺悟，懺悔中透出無可逃遁的“罪感”意識。這種“罪感文化”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是知識分子凸現靈魂深層意識的有效手段；而不幸的是，它在中國是缺失的，這是製約中國知識者成為“大師”的瓶頸。葛紅兵的懺悔和罪感猶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切向知識分子自我及其同類；這決不是一種故作姿態的表演，也不是傷害別人後乞求寬恕和諒解，而是靈魂的超度所必然付出的代價——肉體和心靈的煉獄過程。我不敢說他與奧古斯丁和盧梭等人的懺悔意識相比，達到了何等高度，也不能斷言他是否會象盧梭一樣把文學進一步引入一個巨大的舞台——中國人的重新發現，但他至少將“罪感文化”真正導入了中國，使知識分子辨證地認識自身成為“可能”，這種“可能”也是理解他人存在的重要維度。作為“教授作家”，魯迅很寂莫，葛紅兵也很孤獨，但他“將埋身於抵抗之中”，豐富的經驗與苦難的閱曆，淵博的知識與卓越的才華彙集於一個有人格力量的思者身上，成為燭照我們靈魂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