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家
自由作家或曰自由撰稿人在中國還是一個時髦的“另類”。我們通常把它理解為“沒有職業的純粹靠寫作謀生的”作家。如果允許我作一個生吞活剝的原始置換，那麼具有無限精神前景的“自由”就等於“沒有職業的純粹靠寫作謀生的”肉體生存，真是天壤之別啊！我被自己愚蠢的思維驚呆了，難道“自由作家”在中國可以簡單到僅以有無工作來劃分嗎？然而，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年輕作家正在實踐著我的愚蠢，王小波、北村、朱朱、李馮、西颺、潘軍、林白、陳染、殘雪、虹影、王芫、魏微……為了實現自由寫作的過程，他們斷然與體製內的身份拜拜，我佩服他們的勇氣和執著。這種拒絕和解的姿態，決不是逃避和表演，而是主動的選擇和抗爭。
但客觀地說，辭職與寫作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中國的市場和讀者還不能夠養活所謂純粹的寫作者，這迫使“自由作家們”陷入了一個可怕的誤區：即剛剛擺脫某種體製的陰影，旋即又跌進了衣食無著的萬丈深淵。“自由作家”的身份和頭銜絕不是一個“護身符”，也不是成為好作家的必要條件。從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供職於各行各業的作家身上，我辨出了更為清醒的聲音：保險公司的書記員卡夫卡，魏瑪共和國的高官歌德，雞禽稽查員博爾赫斯……，他們並沒有把作家當成唯一崇高的職業，但他們思想的獨立性進而使他們獲得了某種人格的公正性，站在邊緣角度，在文學意義上建立了純粹公正的形象，獲得了高貴、自由、獨立的心靈空間。
葛紅兵“教授作家”的身份，使他對當下的文化生產市場有著清醒的理性認識。他沒有在潮流中撿起“自由作家”的話語外衣，而是將自由寫作落實到寫作自身，他讓紙麵上的文字在自由精神的支配下活了起來，讓它們自由地呼吸，透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在《我的N種生活》裏他詰問人為什麼一定要有所謂身份，誰又能從身份中獲取生存的真正意義呢？所謂身份，不過是人們滿足虛榮，實現“人治”的幌子。而在困擾人類本原的終極問題上他又不能不對自己發問，焦灼於欲有所言卻又永遠無處暢所欲言的苦境中，他必須要寫作。這種內心的催逼和拷問使他對自由的體會和對世界感知的能力無限擴大，激活了創作的靈感。心靈自由狀態下的寫作，使當下一切身體自由的寫作都成為蒼白的空話。他既本能的躲避一切理性的觀念化寫作，也拒絕身體淺表的激動和狂歡，他情願做一個“中間物”，被擠壓、被刺痛、被解剖。正如“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他眷戀自由和陽光，更憎惡苦難和黑暗，但正是苦難給予他的生存以更博大更崇高的意義，使他無可退避。我不知道這種獻身抗爭的精神在中國究竟能走多遠？但葛紅兵正在躬身前行……“我渴望寫作，在寫作上我是一個衝動的人……寫作就是我的生活，不寫作我就會陷入憂鬱的狀態，寫作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心理治療學。”（見James Farrer對葛紅兵的訪談錄）這種對寫作的依賴和“侵略性的激情”使他不放過任何一個思考的現象，勇敢地貼近對象的靈魂，尋找一切對話的可能，實踐著自由寫作的真諦。“教授作家”的頭銜除了保障他寫作的物質基礎外，對他已經毫無意義，更談不上束縛和壓力，因為他徹底放飛了自我，在文學的天地中無拘無束地翱翔，“有知者無畏”才是真正的“無畏”。
自傳體小說
自傳體小說在當代中國文壇還是個稀罕的“另類”。倒不是說它有多麼難寫，關鍵還是作家心態和觀念的問題，另一個就是生活的“含金量”。自上世紀末出現了幾部自傳體小說，如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虹影的《饑餓的女兒》、周潔茹的《小妖的網》、衛慧的《上海寶貝》等；但很可惜的是，他們往往被認為是女人為獲取女權而故作的一種表演的姿態，因而淹沒了應有的精神內涵；而且他們創作的精神指向也在不自覺中有漸趨形而下的危險。思想觀念倒是蠻放得開，但創作心態的確讓人生疑（如《上海寶貝》）。另外，這些年輕女作家的生活“含金量”也讓人懷疑她們的自傳體小說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代人的生命體驗。夜幕下上演的酒吧遊戲、迪廳舞蹈，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麵貌？沉溺於網絡的好奇和想象，在多大程度上粉飾了我們現實生活的殘酷本相？生活資源的貧乏，生活方式的單調和無聊，並沒有激發她們形而上的精神思考，而是沉迷其中，逐漸喪失了體驗生活的能力。她們的所謂“自傳體小說”，隻是生活表象的展示，甚至是赤裸裸的肉欲展覽，而展示或展覽卻決不是文學。在西方文壇非常流行並極被看重的自傳體小說，在中國被黑色幽默般的化為招搖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