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先生對她們的批判是深刻的（參見《跨國資本左右下的中國當下寫作》），所以他能夠較好的克服了困擾女性作家們寫作自傳體小說的誘惑和難題。《我的N種生活》作為“中國第一部晚生代作家的思想自傳”，是一部非情節化小說，在一個漫長的回憶式的語言總量中反抗了日常的庸俗和非良心的東西，在共有的經驗係統內表達了個人化的立場。他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生活廣闊無限，但“自我的疆域”同樣也是無法抵達的。與其在起伏跌宕中描畫生活的外在豐富性，倒不如在近乎無事中體驗生活的內在豐富性來得真實。請看他在自傳體小說中為我們思索和展示了些什麼吧：憤與恨、退與縮、絕與望、歡與樂、情與性、恥與辱、恐與怖、學與術、邪與惡、貧與窮、我與你、你與他……這些直麵靈魂的真切剖白，既屬於葛紅兵本人，又屬於“68年生”的一代人，也屬於人類共同麵臨的永恒話題。“我喜歡這本書以及這樣一種自我獨白的懺悔錄的方式。學院派和學理至上主義已經毀掉了生命的感受性，而它召回了一個‘六十年代人’的奇特經驗。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深負著災難和苦役，但在身體寫真集四處泛濫的年代惟獨靈魂的痛楚遭到忽略。這部心的寫真無疑有助於改變這種可恥的景象。”在諸多名家論評中，朱大可的話很讓人感動。葛紅兵作為“酷評家”對作家們從沒有手下留情，這讓人很容易想到“酷吏”的形象；但難能可貴的是葛紅兵對自己也絲毫沒有手軟，這讓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創作心態，他的真誠幾近純粹。詩一般的語言放飛思想者的心靈，自由寫作指向一種純潔的精神，聽命的是一顆不羈靈魂的召喚和指引，生活的“含金量”在此被無限延展和提純，隻要你讀後有所思。那麼一個人的存在和他的自傳體小說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呢？卡夫卡說：“生命就像我們上空無際的蒼天，一樣的偉大，一樣無窮的深邃。我們隻能通過‘個人的存在’這細狹的鎖眼諦視它，而從這鎖眼中我們感覺到的要比看到的更多。”這正是葛紅兵和他純粹的自傳體小說存在的意義：透過自我“個人存在的細狹的鎖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生命存在的可能世界，盡管它是那麼灰暗，甚至還有些肮髒，但卻是真實的存在。
盡管葛紅兵尚不能與那些大師們比肩，但作為2001年的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我們應該能夠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著名文學評論家吳義勤說，葛紅兵將有可能引導今後幾年的文學潮流。恐怕不是戲說。
精神撒嬌還是靈魂懺悔？
葛紅兵答《文化時報》記者問
記者：看了你的新作《我的N種生活》，有很多感想。陳村說你的文字中有精神撒嬌的成分，你自己怎麼看呢？
葛紅兵：我隻是想把自己的痛苦寫出來，讓自己解脫，我沒有撒嬌的意思，撒嬌都是要有對象的，女人可以向男人撒嬌，男人向女人撒嬌就不大象樣了，當然要是有機會我願意做個女人，可是我是個男人，這很麻煩，至少是不能撒嬌了。
記者：這樣說是不是男權意識太濃了？你的小說和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有很大的類似處，都是把自己撕開來讓人看……
葛紅兵：林白用的是女性的視角，我用的是男性的視角，我想寫一個人的成長史……
記者：你看，我有多苦，我就是苦難……
葛紅兵：我說的是真正的苦難，人的苦難，我說它不是為了博得同情。
記者：那是為了什麼呢？
葛紅兵：懺悔。我知道我是在為我作為一個人的種種欠缺而懺悔。其實我是不大喜歡我自己的，甚至於非常痛恨我自己，但我不知道把我這種對我自己的痛恨怎麼延續下去，又怎麼結束它，你注意了沒有？這本書的《跋》。這個《跋》在我內心深處一直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這是‘一個’人的語言，如何才能離開這‘一個’人的語言”，就是說這是我單個人的語言，而不是更普遍的語言，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一個”人的語言；另一個讀法是“這是一個‘人’的語言，如何才能離開這一個‘人’的語言”，我希望找到那個非人的語言，我希望它啟示我。如果我的生命能夠奠基在那個遙遠的東西上，也許我就能和自己和平相處了。
記者：蔡翔先生說他不大喜歡你這種“懺悔”的語氣？中國人的問題恐怕不能用這種方式來解決。
葛紅兵：懺悔很重要。蔡翔老師是在另外一個層麵上談這個問題，他說得也有道理。
記者：作為一個批評家，你很有爭議性，作為一個作家，你也很有爭議，你的這種爭議性難道是你懺悔帶來的嗎？
葛紅兵：懺悔可以使我得到世人的諒解。但是，我不需要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