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
和 信 念 一 起 飛 揚
葛紅兵答山東經濟太記者問
記者：一聽你的名字──紅兵，就知道你是文革的產物。
葛：生我的時候，正好是1968年，我父親以為一個非常熱烈的時代就要來了，希望用他自己的孩子來紀念這個時代，所以給我取了一個很有時代感的名字──葛紅兵，我越來越覺得，這個名字給我的暗示很重要，就是信念，是一種精神，所以我一直沒有放棄它。我一直用父親給我的這個名子，並且終身會用這個名字。
記者：68年這一代人，被叫做“紅色時代的遺民”，雖然有文革那樣一個成長的背景，但是等到長大要去讀書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了，你覺得這一代人，他們在精神特質上有什麼樣的特征呢？
葛：從我有記憶開始，就是一個激情飛揚的時代，比如我上小學的時候舉著小旗遊行，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是什麼呢？第一年，我們遊行“打倒鄧小平”，第二年，我們遊行慶祝鄧小平複出，這種記憶對我影響非常大。
記者：我在進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老師把語文課本發下來，然後突然又收回去，很多的地方就用毛筆沾著黑墨水把一句話一句話塗掉，掩蓋掉，那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說明那個年代的動蕩，變化是非常劇烈的。
葛：我對語文課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的書第一頁是彩色的──《我愛北京天安門》，第二頁是《南京長江大橋》，我就發誓，我一定要去南京，我要赤腳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去長江大橋，站在大橋上。
記者：光著腳在南京長江大橋上走，我想這是當年一個鄉下孩子的夢想了，我知道你是鄉野裏長大的孩子，但是你現在看上去一點鄉下的影子都沒有，你是不是已經割斷了你跟土地的聯係？
葛：我不知道，因為在生活當中我已經漸漸地城市化了，這也是我特別討厭我自己的地方，當然，城市化的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著意訓練的過程，大學的時候我是特別自卑的，因為我身上帶著非常沉重的土氣，黝黑的臉，因為我特別喜歡夏天在陽光下跑，我喜歡那種激烈的、刺激的陽光，在陽光底下曬得漆黑的去上學。城裏女孩兒的連衣裙盛開在我的夢裏麵，使我搖搖欲墜。那個時候我就想，我跟他們是兩個等級的，我要跨越這個等級，唯一能做的就是對自己進行訓練，我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比城裏人還城裏人的人，結果矯枉過正。那個時候我講話特別文明，一個髒字都沒有。我著意訓練我的普通話，那個時候我就說，我希望我是沒有故鄉的，因為每每走近故鄉我都為我自己感到淒涼，但是，隨著我真正的精神上的成熟，我覺得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記者：那麼，你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讓自己的精神回歸到土地，回歸到農民的角色？
葛：1991年。連續四年，在大學裏我拿一等獎學金，評為“優秀三好生”。但是呢，你知道那時候的分配，就是你哪裏來就哪裏去。我們班上有些人成績是很差的，他們很容易地就分到了南京這個大都市。我剛才說，我崇拜南京，我想去那兒看長江大橋，但是我這個夢想破滅了，我又回到了我的故鄉，我覺得我擺脫不了我的出生，我來自這片田野、這片土地、這裏流著的河流，我永遠是這裏的人，這個時候給我很大的觸動。我寫過一篇散文，叫做《永遠的植物》：我站立在這裏，根須在地上，我永遠不能離開這裏，我其實不是一個動物，動物是有腿的，他可以到有陽光有風的地方去，到高處去，但是，我不是，我是植物，我的生命狀態是這樣子的。從那以後我開始認識到我的出生融在我的血液裏麵，所以，我的精神從那個時候開始回來，回到哪裏？回到我的出生地來。我說，我永遠是個農民！我堅定了這個思想。我說，我是個農民，說我是農民，這是對我最大的讚美。
記者：畢業分配這樣一場人生的波折，使你開始重新找回了內心真實的自己，那麼，回到故鄉之後，在那一段時間裏，那樣一種環境，你依靠什麼來堅定你的信念？
葛：我開始讀黑格爾的《小邏輯》，那本書是從純有出發，一直談到整個世界，我發現，我必須超越自己，超越此時此地，去做一個真正有立場、有信念的人，也許我很渺小，但我不想做埋著頭生活的人，我想做一個仰望星空的人。
記者：紅兵，我發現你是一個很善於自我反省的人，你似乎總是在自己的內心裏不停地敲響警鍾，是不是這樣子？
葛：是的，從讀大學開始，我一直不停地反思，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在幹什麼？他們是否出於怯懦，不敢講真話，不敢觸及真理，比如說文革期間的許多人的表現。所以，我想從我自己身上打開一個缺口。我有過三個導師，一個碩士導師，一個博士導師，最後一個導師就是我自己，我向我的內心學習，向我內心人性的欠缺以及人性的優點學習，有的時候真的有一種想滅掉自己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