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對了，你是以批評家的身份而成為一個小說家的，在這方麵當今文壇有你這種經曆的實在不多，除了批評家李吉力在國內的時候寫過一些小說，其他似乎沒什麼人能橫跨兩個領域，一般認為理論思維靠的是抽象，創作思維靠的是形象，這是兩個不同的方向。你為什麼能把這兩個方向統一起來呢？你是個大學教授，按常理應該是專心致誌搞學術研究，有沒有人認為你搞創作是不務正業？
葛紅兵：我覺得創作和研究沒什麼矛盾。薩特是個哲學家，但是同時他的小說和戲劇也非常出色，他的《詞語》是我很喜歡的一本傳記體書，魯迅是個小說大師，但是這不妨礙他同時又是個思想家。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在根子上其實是一回事，都是要你深入到事物的內部，看到事物內部的隱秘，將它揭示出來，在這個方麵，小說也好，理論也好，隻是方式不同，本質上是一樣的，主要是看你有沒有力量，有沒有信念，有沒有勇氣，至少對於我來說是這樣的，也許我的確是有點兒特別的吧，我沒有讀中學，照樣上了大學，碩士沒畢業，但是博士學位我拿得很順利，我現在是一所大學的教授，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我該專心教書，搞科研，但是我卻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小說和隨筆創作上，我不想循規蹈矩，因為我不是為了職稱、金錢、榮譽而寫作，為那些東西寫作的人才需要遵守那些東西提出的規矩，我隻是為我自己的內心寫作。有的人總是有過強的身份意識，覺得做一個學者就不能做一個作家了，做一個知識分子就不可能同時是一個農民或者工人了，我覺得不是這樣，我是個知識分子，但我同時依然是個農民，我知道我的立場是農民的，而且我永遠都會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看世界……
記者：這種說法很有意思，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同時又是一個農民呢？好像不容易說通。
葛紅兵：這是一種立場，你是知識分子，但是，這不妨礙你站在另一個弱勢階層的立場上說話，知識分子就是要超越自己的個人身份……
記者：這是另一個話題了。我還是想回到《我的N種生活》上來，郜元寶先生在評價你的這部小說的時候用到“懺悔”、“自剖”兩個詞，我也覺得你的這部長篇首先是自我剖視，有的時候近乎苛酷，同時還有懺悔的意味在裏麵，你覺得你自己是有罪的嗎？
葛紅兵：剛才我們已經談到過懺悔的問題了，懺悔是非常個人性的東西，不大可以談。但是我也可以說，──這要看在什麼意義上用“罪”這個詞。在某個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是無“罪”的，身體和靈魂給我們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過去我們不敢承認這一點，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們，隻是一味地抹煞它們；但是，在另一方麵，我們每個人又都是有罪的，我們大多數時候是活在和真理背道而馳的道路上，在這個意義上，有勇氣和力量意識到這種罪並為此而懺悔，是做一個真正的人的前提，在這方麵我欣賞奧古斯丁，他是真正的聖人，說他是聖人不是因為他沒有罪，而是說他有力量剖視自己，有力量意識到自己的罪，並為此而懺悔。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這種力量，它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欠缺，也許這種欠缺與生俱來，無法更改，但是意識到它和不意識到它是不一樣的，前者讓你更自覺。
記者：你是說讓你精神上更自由吧？
葛紅兵：是的。有的時候我很絕望，覺得上天給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些疆域是我永遠無法抵達的，在天的真理，我如何才能目睹它，用我的思維去親近它呢？這樣問，讓自己難受，有的時候我想我連“自我”這個疆域都無法抵達，但是，盡管絕望，我畢竟是意識到了――那兒有個真理，在那裏，不是沒有的――這就是自由和自覺，這支撐了我的生活。在人生道路上，我們遇見了很多人，後來又和他們分離，遇見了很多事，後來又把它們忘記，使用了很多的物，後來又把它們丟棄，這些來到的和離去的都不是沒有來由的，寫《我的N種生活》的時候，我就在想，我要好好地清理這些已經分離、忘記、丟掉的，我要讓它們重新活轉過來。
記者：沒有看你的小說的時候，我想，一個30歲剛剛出頭的人寫自傳（葛紅兵插話：“自傳體小說。”）是不是太過分了，他的生活有那麼大的含量嗎？看了你的小說，我覺得你完全可以寫自傳，生活的含量是一回事，能在生活中提取多少則是另一回事，我非常佩服你的敏銳，你不僅能在起伏跌宕中描畫生活的外在豐富性，你還能在近乎無事中體驗到生活的內在豐富性，而且那麼細膩真切，沒想到你經曆的那麼曲折，有些部分讓人感動得想落淚。
葛紅兵：我來自底層，來自中國最窮苦的角落，所以我特別能理解什麼是苦難，這是生活的賜予，現在，我終於能把它寫出來了，這也是生活的賜予。我想它不是我一個人的經驗，它是這一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