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似乎把人類看得特別高貴。如“天地之性人為貴”，相傳以為孔子之語。即在孟子書中對於人禽之別，亦極力發揮此義。吾人以前甚易視為衝口而出之語，背後未必有若何一定之道理為之根據。其實不然。人禽之別實為儒家心理建築起來的根本點，儒家的學說即立足於此點之上。至於儒家之思想何以建築在此點之上，其意義吾人無從而知。若人禽之別，隻就吾人觀察所得而言之耳。
欲言人心與禽心之不同，應姑言其相同之處。人與動物無別，此是歐洲學術界中甚大之問題而特別發揮此意者，尤其是達爾文之進化論。自達氏學說出世之後，引起宗教家玄學家之爭論，而終是進化論戰勝。此本是事實，不能否認。人如披衣頂冠，外貌固甚文雅，與其他動物不同；若就裸體而言，則人與動物實無大差異。從解剖學上比較人類與動物之骨骼，其構造大抵相同，隻是大小長短偏正之不同而已。再從胎生學上說，比較最初之人胎與獸胎之形狀，亦大抵相似。可知人禽之別，並無鴻溝可分。
形體與心理不能離開說，此意是始終一致。身體之構造既如此相同，則心理之現象當亦無大差異。故近代心理學之研究，如把人類心理從行為上說、從本能衝動上說，都是從動物心理學啟發出來。從心理方麵研究時，尤足以證明人類心理與動物心理相同之處甚多。如食欲，如性欲，如喜怒，如爭鬥，如遊戲，甚至如羞恥，如自炫，人類有者獸類亦有之，不過是繁簡之不同。再進一步說，古代思想中言道德之心為人類所獨有而動物所無，然近來學說則不如此，言動物亦有道德之心。俄國克魯泡特金在其所著《互助論》上與《無政府主義之道德觀》二書中，皆是發揮此意。在《互助論》中，克氏特來解決自有進化論來之難題。此難題即是天演作用有所不及。物競天擇此本是天演作用，而人類社會中對於病者老者弱者則有保護憐惜之事，豈非與天演之說相違背邪？此難題在英國之赫胥黎亦無以解釋，於是有謂人類心理究竟神秘超越，而此種仁厚的道德心是超乎自然律者。至克氏始以互助之說解此問題。克氏曾考察動物之生活，由低等動物考察到人類，舉出許多事實以證明物競天擇之言之不謬。他意以為，常人著眼於團體之戰爭，忽略了族類與族類、團體與團體之互助。從個體說，則專談互競；從族類說則崇尚互助。唯有互助，團體始能與他團體互競而生存，故動物之結群以禦外侮、以獵食遷徒，壯者保其少，雄者保其雌，甚至群中有違背公德者則排斥之。此種社會本能之特別發展者，其群必為天所擇而適存，反是則劣敗而消滅。故互助作用，如隻是個人則若與天演相違背，若從團體上觀之，則正以見天演作用之進化無窮，故如克氏所說，則可見人類之有父母性之愛、夫婦之愛、兄弟朋友之互相扶助，乃至一切公德，從前以為人所獨有者，跡之動物亦未嚐不有，隻與人類有精粗之不同耳。安見人類之必高於其他動物耶？克氏持此說，以為人性皆善，不必管束，反對一切法律，主張無政府，蓋視人與動物同，都依互助之原則也。凡上所引之事實，足見人與動物無異。此種解釋，吾人亦有相當之承認，並不反對，但他有最大之忽略，為吾人所不滿意者。
此處言人禽不同之正麵意思。言人禽無異者，其說有極大之忽略。然則所忽略者為何？即是忽略了“一點不同”之點。一點不同即是大方向不同。方向不同，並不是小；甚發軔雖小，其結果則大，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也。人與其他動物在根本上幾乎都是親戚，人與植物找其同點亦並不難。故在生物上找未有相關連之物，可說根本上未有。柏格森說生物是同源，本來一家，後之不同，僅是走出後不同。偏於何方向，則走何方向而已，不能分階段等級、在一線上分層次。個人有個人之方向，不能放在一條線上為前後高低之說。植物是植物之大方向，與動物之別非階級之比，非由第一步可進化到第二步。植物順他之方向往後退，則與動物相接近，愈下等之植物愈接近於原生之動物。他既往前發展之後，則去動物之性愈遠。動物亦自為一方向，最下等之動物亦接近於植物也。柏氏分生物之進化為三大方向。一為植物之方向，一為動物之方向。動物之方向又分為二，即節足動物與脊椎動物，其各自為一小方向也。節足動物不是進化可為脊椎動物，退後找則有相近。人在脊椎動物中與其他動物（平）［比］較亦複如是。人是自為一方向，貓與牛馬又各自為一方向。就其未往前走而言，則相差不遠。方向不同，則未有方法可以比較。故方向不同即是根本不同。同一條路可以比較；根本不同，則無從比較也。人與動物是根本不同，不是差一點，並非多發展一點之比較。故言“差一點不同”之點即最大之忽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