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開卷如開芝麻門 凡高的向日葵(1)△思△兔△網△
凡高一生油畫的產量在八百幅以上，但是其中雷同的畫題不少，每令初看的觀眾感到困惑。例如他的自畫像，就多達四十多幅。阿羅時期的《吊橋》，至少畫了四幅，不但色調互異，角度不同，甚至有一幅還是水彩。《郵差魯蘭》和《嘉舍大夫》也都各畫了兩張。至於早期的代表作《食薯者》，從個別人物的頭像素描到正式油畫的定稿，反反複複，更畫了許多張。凡高是一位求變、求全的畫家，麵對一個題材，總要再三檢討，務必麵麵俱到，充分利用為止。他的傑作《向日葵》也不例外。 早在巴黎時期，凡高就愛上了向日葵，並且畫過單枝獨朵，鮮黃襯以亮藍，非常豔麗。一八八八年初，他南下阿羅，定居不久，便邀高更從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羅同住。這正是凡高的黃色時期，更為了歡迎好用鮮黃的高更去“黃屋”同住，他有意在十二塊畫板上畫下亮黃的向日葵，作為室內的裝飾。 凡高在巴黎的兩年，跟法國的少壯畫家一樣，深受日本版畫的影響。從巴黎去阿羅不過七百公裏，他竟把風光明媚的普羅旺斯幻想成日本。阿羅是古羅馬的屬地，古跡很多，居民兼有希臘、羅馬、阿拉伯的血統，原是令人悠然懷古的名勝。凡高卻誌不在此，一心一意隻想追求藝術的新天地。 到阿羅後不久，他就在信上告訴弟弟：“此地有一座柱廊，叫做聖多分門廊，我已經有點欣賞了。可是這地方太無情，太怪異，像一場中國式的噩夢，所以在我看來，就連這麼宏偉風格的優美典範，也隻屬於另一世界：我真慶幸，我跟它毫不相幹，正如跟羅馬皇帝尼祿的另一世界沒有關係一樣，不管那世界有多壯麗。” 凡高在信中不斷提起日本，簡直把日本當成亮麗色彩的代名詞了。他對弟弟說： “小鎮四周的田野蓋滿了黃花與紫花，就像是——你能夠體會嗎——一個日本美夢。” 由於接觸有限，凡高對中國的印象不正確，而對日本卻一見傾心，誠然不幸。他對日本畫的欣賞，也頗受高更的示範引導；去了阿羅之後，更進一步，用主觀而武斷的手法來處理色彩。向日葵，正是他對“黃色交響”的發揮，間接上，也是對陽光“黃色高調”的追求。 一八八八年八月底，凡高去阿羅半年之後，寫信給弟弟說：“我正在努力作畫，起勁得像馬賽人吃魚羹一樣；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畫幾幅大向日葵，就不會奇怪了。我手頭正畫著三幅油畫……第三幅是畫十二朵花與蕾插在一隻黃瓶裏(三十號大小)。所以這一幅是淺色襯著淺色，希望是最好的一幅。也許我不止畫這麼一幅。既然我盼望高更同住在自己的畫室裏，我就要把畫室裝潢起來。除了大向日葵，什麼也不要……這計劃要是能實現，就會有十二幅木版畫。整組畫將是藍色和黃色的交響曲。每天早晨我都乘日出就動筆，因為向日葵謝得很快，所以要做到一氣嗬成。” 過了兩個月，高更就去阿羅和凡高同住了。不久兩位畫家因為藝術觀點相異，屢起爭執。凡高本就生活失常，情緒緊張，加以一年積壓了多少挫折，每天更冒著烈日勁風出門去趕畫，甚至晚上還要在戶外借著燭光捕捉夜景，疲憊之餘，怎麼還禁得起額外的刺激聖誕前兩天，他的狂疾初發。聖誕後兩天，高更匆匆回去了巴黎。凡高住院兩周，又恢複作畫，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四日，才再度發作，又臥病兩周。一月二十三日，在兩次發作之間，他寫給弟弟的一封長信，顯示他對自己的這些向日葵頗為看重，而對高更的友情和見解仍然珍視。他說： 如果你高興，你可以展出這兩幅向日葵。高更會樂於要一幅的，我也很願意讓高更大樂一下。所以這兩幅裏他要哪一幅都行，無論是哪一幅，我都可以再畫一張。 你看得出來，這些畫該都搶眼。我倒要勸你自己收藏起來，隻跟弟媳婦私下賞玩。這種畫的格調會變的，你看得愈久，它就愈顯得豐富。何況，你也知道，這些畫高更非常喜歡。他對我說來說去，有一句是：“那……正是……這種花。” 你知道，芍藥屬於簡寧(Jeannin)。蜀葵歸於郭司特(Quost)，可是向日葵多少該歸我。 足見凡高對自己的向日葵信心頗堅，簡直是當仁不讓，非他莫屬。這些光華照人的向日葵，後世知音之多，可證凡高的預言不謬。在同一封信裏，他甚至這麼說：“如果我們所藏的蒙提且利那叢花值得收藏家出五百法郎，說真的也真值，則我敢對你發誓，我畫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蘇格蘭人或美國人出五百法郎。” 凡高真是太謙虛了。五百法郎當時隻值一百美金，他說這話，是在一八八八年。幾乎整整一百年後，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其中的一幅向日葵在倫敦拍賣所得，竟是畫家當年自估的三十九萬八千五百倍。要是凡高知道了，會有什麼感想呢要是他知道，那幅《鳶尾花圃》售價竟高過《向日葵》，又會怎麼說呢 一八九〇年二月，布魯塞爾舉辦了一個“二十人展”(Les Vingt)。主辦人透過西奧，邀請凡高參展。凡高寄了六張畫去，《向日葵》也在其中，足見他對此畫的自信。結果賣掉的一張不是《向日葵》，而是《紅葡萄園》。非但如此，《向日葵》在那場畫展中還受到屈辱。參展的畫家裏有一位專畫宗教題材的，叫做德格魯士(Henry de Groux)，堅決不肯把自己的畫和“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在慶祝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