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宗男是北海道選出的自民黨眾議員，從1983年首次當選之後先後6次當選，因此在按照自民黨的政治力學觀點，鈴木在北海道擁有很堅實的地盤，所以能夠接二連三地出任黨和政府的要職。
鈴木宗男是“外交族”議員，外交族吃什麼呢？吃對外援助。對外援助一般沒有直接往受援國賬戶上打錢的，基本上都是采取提供物資和勞務的方式，這就有了物資采購和勞務委托的肥差。鈴木是北海道選出來的，北海道有個戰後一直在扯的被蘇聯占領了的北方四島問題。
日本人在蘇聯解體之後似乎看見了一線曙光，想以提供經濟援助的方式來從俄羅斯那兒“贖買”北方四島，而這些經濟援助的方式，規模和種類幾乎全由鈴木說了算，所需要的物資和勞務全部由鈴木被選出的選區內的公司提供，這樣鈴木就成了那一帶的救世主，享有崇高的威望。崇高到了後來因為事發被捕，下了大獄在牢裏參加選舉還能當選的程度。
五十五.學曆情結問題？
所以日本的問題與其說是官僚們的問題，不如說是議員們的問題。但是日本的選民們還就是能夠接受政治家們在喊的反官僚的口號，特別是2009年眾議院大選的時候。
反官僚的口號之所以能被選民很簡單地就接受下來，自有官僚自身的原因。任何組織都有一個最大化的要求，比如企業作為一個組織就要求得到利益最大化，而除去少數貪汙腐化的官僚個體之外，官僚組織作為一個整體是不會追求其組織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官僚組織作為一個整體所追求的必然是權力的最大化，實際上正是權力才使得官僚特別容易成為攻擊的對象。從人們的直觀來看，官僚集團不直接參加社會經濟活動，很容易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的寄生物，偏偏這種寄生物還握有極大的行政權力，中國的文革就給出了一個官僚能夠被人忌恨到何等程度的例子。
官僚製度從根本上說來就意味著一種“束縛”和不自由，它的存在本身和人們要求自由的本能就不相符合，這個製度僅僅是人類社會由於進化而日趨複雜才不得不采用的一種妥協的方法，因此沒有人不討厭官僚，包括官僚本身在內，即使身為官僚的人在他的私生活中也同樣會體會到社會的官僚製度給他帶來的不便。
所以隻要有人攻擊官僚的話，肯定會有更加多的人起來附和，到最後在日本，“官僚”幾乎成了個臭大街的詞，和“國足”在中國的地位差不多，甚至還更加等而下之一些。中國國足畢竟隻需要對足球的比賽成績負責，而日本官僚幾乎成了萬惡之源，日本社會的所有問題幾乎都由官僚們做了替罪羊。
實際上日本社會上的這種完全否定官僚的思潮，有著很複雜的原因，日本反官僚思潮的出現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之後才開始的，在此之前，官僚無論是作為“天皇的官吏”還是“公仆”都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一般人都認為是官僚們在操作著行政機器，分配著很有限的資源，取得了世人皆知的成績。
但是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了，一直在上升的日本經濟似乎走進了一條再也看不見出口的黑暗隧道，堅信“Japan as number one”的日本人所受到的震驚是無法形容的。對於這場經濟戰爭的失敗，日本的為政者一定要給選民一個說法。
太平洋戰爭的軍事敗戰責任，日本人順水推舟地就同意了美國人讓軍部全部負擔起來的做法，這次的經濟戰爭敗戰責任該由誰來承擔呢？這次沒有了麥克阿瑟這樣的外來裁判，是日本人自己審判自己，這樣的話就是誰嘴誰說話就算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