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清王朝的覆滅，父親是無可奈何的。他在家中曾規勸我不要參加那些激烈的革命行動，但僅僅是規勸，而並不禁止。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登台表演，北洋軍閥的各類人物像走馬燈似的，我父親均不以為然。民國六年（1917年）張勳率辮子兵進京複辟，我父親曾不具名地給張勳寫信，希望他成功後實行“虛君共和”的主張。張勳是打著“忠君”旗號的，當時北京城裏清王朝的大小臣民一時都從失望中振作起來。我父親原以為張勳敢這樣做，是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沒想到事敗後張勳即惶惶然躲進荷蘭使館，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父親對這類舉動曆來深惡，自此，他常流露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要以身殉道，感召後人的意向。家人隻當牢騷話聽聽而已，誰也沒有在意。
民國七年（1918年）舊曆十月十日是我父親六十壽辰，家人早半個多月就張羅著給他做壽。他在這期間，於9月21日悄悄寫下《敬告世人書》，而後又寫下遺書多封，家人均不知道。當時我們家居崇文門外花市，父親為寫這些遺文，避免家人覺察，住到兒女親家彭翼仲先生家中。彭是我父親的摯友，其時在北京主辦《京話日報》，家住北京西城積水潭畔。我父親在六十壽辰前三天的淩晨，一人出門，在積水潭投水而死。
問：當時社會上有何反響？
答：第二天《京話日報》首先刊登我父親自殺的消息，並全文發表《敬告世人書》等遺文，隨後各報紛紛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反響。對我父親之死，大致有兩類意見：一是讚揚，當時有副對聯，上聯是“忠於清所以忠於世”，下聯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就代表了這種看法；一是批判，認為既是殉清，當然是逆潮流而動，很不足道。《新青年》雜誌曾專門就我父親之死展開討論，陳獨秀、陶孟和、李大釗、胡適等都寫過文章，均持批判的態度。但亦間雜有一種看法，認為殉清不足取，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應全盤否定，意即“道”可以不同，獻身都是共同的。
問：您自己持何種看法？
答：我也曾寫了文章。我當時的想法和看法是複雜的。作為父子，他突然以這種方式死去，我首先是痛苦不已。對清王朝的滅亡和革命黨的勝利，我同父親的態度並不一致，但彼此一直相安無事。再說，我父親主張維新，對新學持開明的態度，且為人忠厚篤實，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決心，我心裏也是敬佩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我讚同父親所堅信不移並為之獻出生命的那個“道”。
問：梁先生，您小時候除了家教之外，都進過一些什麼學校？
答：我六歲在家開蒙讀書，請了一位姓孟的先生，從《三字經》、《百家姓》入手。還未念到四書五經，趕上光緒帝變法維新，停科舉，廢八股，都是父親極力讚成的。這一年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早在光緒十年四月初六，我父親就在日記《論讀書次第緩急》中寫道：“……卻有一種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務西學新出的名書，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隻求實事，不能避人譏訕也。”根據父親的一貫主張，又宣告廢止了科舉八股，便讓我讀完《三字經》之類的啟蒙課本之後，不再讀四書五經了，其時又沒有學校可上，便找到一本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地球韻言》的書。記不清是哪裏出版的了，總之是什麼歐羅巴、亞細亞、英吉利、法蘭西……全書押韻，小學生念起來鏗鏘有聲，便於記憶，這恐怕是我國最早的一本世界政治兼地理的兒童教科書了。父親的這一做法，是當時北京同類家庭中所做不到的。
次年，我七歲。北京有了第一個“洋學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陳創辦的“中西小學堂”。父親便立即把我送了進去。陳把自己住宅的前院辟為教室，收了二三十名學生，地點在宣武門棉花胡同。所謂“中西小學堂”，“中”是指讀中文，“西”是指讀英文ABCD。這在當時，讀的人覺得新鮮，連左右鄰舍的平民百姓也對這些小學生另眼相看，十分稀奇。我在這所學校讀了一年多，很有味道，可惜鬧義和團，八國聯軍進了城，學校被迫關門，我也因此休學。
問：八國聯軍進北京，距今已有八十六年了，能親自耳聞目睹這一曆史事件者如今已為數極少。梁先生對這一重大事件尚能記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