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者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製的鐵幕體製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麼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裏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作聖君的後果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痛。
總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時代裏，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製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是勵精圖治也好還是宵衣旰食也罷，最後無論如何也是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隻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並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作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裏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後成熟，並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後代來品嚐。
1644年，統治276年的大明王朝結束了。本來，紫禁城的主人可能改姓李，但是，同樣是農民出身的李自成，並沒有朱元璋那麼有治國之才，攻下北京後，他和他的部下即驕傲自大，固步自封，腐化墮落，並一再貽誤戰機，加之冒犯吳三桂而使他打開山海關，引清軍南下，奮戰17年得到的成果拱手讓人，也算慘痛而有益的曆史教訓。
崇禎之死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他的死，不僅僅在於一個王朝不可逆轉的滅亡，更在於一個可能忽略的事實：隨著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種野蠻落後的孔武粗陋接管一個文明熟透同時也是腐爛的國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嚴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殘，領先世界兩三千年的華夏文明幾乎止住了腳步，開始落後於西方。
清末李鴻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名言為時人之首肯，但這個變局的序幕不是在鹹豐、同治之年拉開，而應早在崇禎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禎朝無疑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分水嶺，破產的封建中國與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分水嶺，在它之後的中國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迎來的卻是一個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貝件，而緊隨其後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是給我們演出了一場封建盛世的絕唱而已。
17世紀40年代的世界，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君主走向絕境——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樹枝下絲帶吊環裏，另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斷頭台的鍘刀下。而兩人死後其民族的走向卻是天壤之別。就是在這個年代以後，西方的崛起與東方的沒落明顯加快，我們看到：世界的天平開始失衡……
對崇禎的死，包括不少史學家在內，眾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麼？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結局。雖勵精圖治卻無力回天，國運已經明顯不行，苦苦支撐仍力不從心，正如他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自然，同情崇禎的背後隱藏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沒落的悲歎。
第六部分：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之君崇禎
光照日月的康熙大帝(1)
清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以他聰慧的才智和政治品格，為國家民族創建了從衰敗到鼎盛的偉業，是中國曆代帝王中文韜武略最突出的一位君王。康熙大帝的豐功偉績。他一生除鼇拜、平三蕃、視察黃河、疏通漕運、任用良將、東收台灣、北定疆界、與蒙古諸王結盟、西征葛爾丹、汲取漢文化，發展民族經濟，推行富國強民的政策措施，完成統一中華、振興中華的大業。康熙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輝煌的一生。
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
1661年正月初九，順治皇帝病逝後的第三天，剛七歲零九個月的玄燁一身孝服坐在了金鑾殿的寶座中，成為新一代少年天子，這就是康熙皇帝。康，即安寧；熙，即興盛。康熙取萬民康寧、天下熙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