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忙累，但大家都很開心。因為是支援暑期醫療工作，不知何時由誰起了個十分形象的詞語叫作“支暑”。我的工作性質有別於其他科室，不但要做好大量的門診診治工作，還有一個要務那就是出診。剛開始時出診是“副業”，即在門診之餘出診到不同病人所在的療養院，或到病人的住所為其做治療或保健。後來出診情況越做越多，有了點兒名氣，四處傳開，邀請出診的人越來越多，很快出診就轉成了“正業”。一般來請出診的大多是省部級領導幹部和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以上和“文化大革命”後尚未恢複職務的高級領導幹部，一般是隨行工作人員如秘書、辦公室負責人來醫院找院長請求派按摩大夫為首長做保健或做治療。院長根據我的工作情況，分早晚派出，有時分輕重緩急，但更主要的是按職位高低安排時間先後。醫院院長均安排得井井有條，我隻管跟隨來接我的專車和服務人員一同前往首長的駐地做好保健醫療按摩。也正是在那段忙碌的日子裏，因工作關係我去了不少中央和地方省市及相關部委設在北戴河療養區的各式各樣的療養院，為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有關部委的部長、副部長和省委書記、省長等做保健治療按摩。也由此結識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首長、老幹部。特別是在治療保健過程中，在他們的身體得到了恢複和健康的同時，我在他們身邊也得到了不少教誨，尤其是在禮儀接待、日常交往等諸多方麵受益頗多，以致十年後當我到蒙博托總統身邊做總統保健醫生後，除了外交禮儀外，有很多日常交往禮節都是在那個時候學來的，延用至今。還有較為重要的一點，即克服了麵對中央首長、省部級領導時的恐懼心理，用現在的語言即“心理障礙”。
我在為高級領導做保健工作之初，年僅二十二歲，確實感到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一接觸這些服務對象就感到緊張，治療手法和效果最初都不太理想，而克服這一難關最關鍵的是靜下心來，在與服務對象多接觸、多交流的同時，還應主動與有關服務人員、家庭成員多接觸多交流，從各個側麵了解病人的身體狀況、脾氣性格，在診療時善於誘導病人講他喜歡的人和事兒，創造一種輕鬆愉快的氛圍，讓雙方都受益，療效也就明顯好轉。多虧經曆了這個時期的磨練，為我日後見外國總統、聯合國秘書長以及一些在世界上有影響的人物時並無任何怯場且得體自如。一晃三個月，暑期保健任務結束。9月初，天氣轉涼時北戴河醫院院長在歡送我們的晚宴上代表醫院對我們的“支暑”工作做了總結發言，其中有幾句話時隔多年我仍記憶猶新：“李計留大夫是河北省醫院1959年建院以來在暑期派來我院支援暑期工作最年輕的專家大夫，才二十二歲，但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本專業的工作任務，為我院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得到中央首長的好評。我代表全院感謝他們這個暑期工作小組的各位專家，特別是小李大夫。”3盼望已久的接受河北省衛生廳麵試、審核的那一天是1988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科室裏忙碌著應診病人，人事處打來了電話，說省衛生廳考核麵試我的幾位領導已到我院人事處辦公室，請我帶上我的有關經曆書麵材料即刻到人事處。見我進了屋，院人事處處長立刻起身一一向我介紹，河北省衛生廳副廳長趙銀海（分管外事工作），省衛生廳外事負責人胡春堂、人事處幹事王清厚。落座後，王清厚簡要介紹了此次來省醫院的主要目的，胡春堂則著重介紹了此次選派河北省第九批援紮伊爾醫療隊的基本情況，並強調選拔派遣紮伊爾共和國總統蒙博托保健按摩醫生的重要性，是這次選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隨後還介紹了前幾任紮伊爾總統保健按摩醫生的基本工作情況：1973年蒙博托總統首次訪華，中紮兩國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協定，其中有一項重要內容即中國向紮伊爾派遣醫療隊。而這支醫療隊的派遣任務是由河北省衛生廳來承擔的，自打一開始派遣醫療隊，各科人員組成方麵就安排了中醫針灸大夫（那時未專門配備外派按摩大夫），偶有需要按摩治療方麵的病例則由針灸大夫兼顧治療，因為針灸大夫大多具備一些按摩方麵的治療常識。據河北省衛生廳外事處存檔的援外史誌記載，蒙博托總統早在1975年就開始接受中國援紮伊爾醫療隊針灸大夫的治療，主要是治療蒙博托所患的腰痛病症。中國醫生高超的針灸加按摩醫療技術為他緩解了困擾多年的病痛折磨。剛開始接受中國中醫針灸大夫治療時，蒙博托還將信將疑，接受治療大多是蒙博托總統在首都金沙薩工作或居住逗留時請中國醫生前往總統府診治，而外出旅行無論是在紮伊爾國內或出國訪問則不需要中國醫生陪伴，因蒙博托總統身邊除本國醫生日常隨身陪伴外，還有一位比利時派駐蒙博托總統身邊工作的比利時籍醫生。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向紮伊爾派遣的醫生技術越來越專業，精益求精，蒙博托總統對中國醫生的信任度也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