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當天，韋杵本人並不在南昌（他在九江養病），所以沒有參加起義。起義成功後，“革命委員會”整編部隊，除原有的第二十軍外，把十一軍二十四師升格為“第十一軍”（葉挺為軍長），還把第九軍二十八師升格為“第九軍”，宣布韋杵為軍長（朱德為副軍長）。這樣，起碼從“賬麵”上看，南昌起義的三個軍，有兩個軍是黔軍。
共產黨送給韋杵的這個“軍長”頭銜，當然是空頭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師帶走，但由於韋杵本人不在，朱德副軍長（朱德與韋杵是好友）最終隻帶走了一個營。可是，共產黨的這張“軍長支票”卻把韋杵給害慘了，蔣介石愣是把“韋軍長”降為旅長，搞得他再也沒當過比師長更大的官。1950年，韋杵當選為雲南省政府參事，1951年病死於昆明。
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黔軍占了差不多一半，可翻開解放軍的軍史看一看，貴州籍的將領並不多。這是因為，當時爭取二十軍兵變的關鍵是賀龍本人，所以共產黨把工作重點主要放在賀軍長極其親屬、親信身上，對基層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視。
南昌起義的領導者，從張國燾、周恩來、林伯渠、惲代英、周逸群到朱德、葉挺、劉伯承、聶榮臻、賀龍、陳賡、蔡廷鍇、周士弟……（還不要說在大隊人馬裏跟著跑的林彪、陳毅等人），幾乎集中了共產黨當時的黨政軍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義旋起旋敗，兩三萬正規軍、一大幫聲名顯赫的將領，不到三個月就灰飛煙滅，敗得連還手的力量都沒有。其影響力不如以工人糾察隊為主的廣州起義、其生命力甚至還比不上由一夥農民搞起來的“海陸豐暴動”。現在看來，原因就在於領導者忽視了與基層士兵的團結和溝通——以舊軍閥嘩變的方式對抗新軍閥，結果是必敗無疑。
比如，二十軍的一師和二師都沒有建立黨組織，而第三師則是把積極分子集中在一起，不僅沒有對外開展政治工作，反而與其他部隊的關係格格不入，動輒就批評其他軍官“很壞”、“賀軍長很鹵莽”。所以，像“苗族老漢”那樣的士兵，從頭到尾也沒弄清為什麼要暴動，這樣的“起義部隊”，一遇到挫折，豈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領導者，就如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具有“戰無不勝”的先天優勢。在共產黨組織武裝鬥爭的初期，出於幼稚，領導者過多地把希望寄托於“精英”的“驚世之舉”、忽視了爭取基本群眾的支持，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當然難以取得好的結果。
因此馬甲認為，三大起義中，秋收起義的領導水平是最高的，毛澤東對政治的理解遠遠高於當時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由少數人導演、請多數人唱戲，而不是自己入戲、讓別人看熱鬧——得不到民眾的參與，無論再偉大的“精英”、拿著再漂亮的劇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參加“八一起義”的貴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繼續當黔軍，但也有堅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軍一師三團的營長羅統一（貴州鎮遠人，侗族），參與創建了湘鄂西根據地，還成為紅軍的師長，可惜，1932年被左傾分子錯殺了。
說到錯殺，被張國燾殺害的曠繼勳也是貴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當時的地位更高一些，紅二十五軍軍長。
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混得最好的貴州兵應該算是楊至成（三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