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靈與肉的艱難抉擇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爺傻瞪著眼，不知道是不是該積極投身到反清複明的偉大事業中去的時候，一幫企圖謀反的秀才也找上門來了，他們打算說服唐大爺與之同謀。
在這個天翻地覆的時代裏，這些知書達理的秀才，也並不比袍哥們更明了未來，他們也沒有少鬧笑話。
話說當年朝廷辦新學，於1903年廢東川書院，就在書院的基礎上，辦起了重慶府中學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慶渝中區的洪崖洞，這裏如今改建成了一個專門糊弄外地人的所謂古文化街，張培爵的紀念碑就樹立在那兒）。在今天看來，這也就是個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機構而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在當時，這裏卻是新思想與舊思想成天打得頭破血流的地方。
我們先看看當時的教學情況吧，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見那個時代有多少矛盾在積累孕育。
傳統的國文教學自然是重點，但先生們講授什麼，卻全然沒有教綱可繩，完全靠個人即席發揮。於是有的先生講大路貨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講晦澀詭譎的龔定庵，有的講唐宋文，還互相指責對方瞎講，莫衷一是。
如果說國文教學稱之為混亂，那麼數學課簡直就是茫然了。當時的數學老師汪壽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對西方數學知識素無所知，完全是靠自學成材，又沒有像樣的教科書，算術、代數也就罷了，講到稍微複雜些的排列組合部分，便說不明白，隻好整夜挑燈夜讀鑽磨眼，最後竟因積勞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後，川東師範學校的學生送來的挽聯，上款稱“先生”，下款居然稱“學弟”——這到底算哪門子交情哪！於是這邊重中也就老實不客氣地把挽聯退回去，問對方到底是教員送的，還是同學送的，不明確則不敢受禮。川師不肯認栽——說來也不奇怪，他們的教導主任可是革命黨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爺朱之洪哪！師承若此，理故宜然——強詞奪理，於是雙方大辯論一番，不歡而散，從此便不通慶吊了。
理化課老師當時在國內很難找，於是校方隻好從“一衣帶水”那邊的“友好”鄰邦，高薪請來一個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課，藤川鬼子相當敬業也很能花錢——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兒，誰叫理化課上總有那麼多試驗要做呢？買實驗儀器，化學試劑的錢就不是一個小數目了。而且不懂漢語的藤川，講堂課還要額外搭配個日語翻譯呢！唉，單從當時中日兩國理化人才的數量對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為什麼會忙不迭地廢科舉，興新學了。附帶說一句，亂黨分子們用來製造炸彈的甲苯、硝酸等化學試劑，也是楊滄白等人從學校的理化實驗室裏弄出來的。
當時考入府中的學生，大多收過相當程度的舊製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當瞧不起那些雖有一技之長，但古文卻不怎麼地的先生們。比如說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這種風氣的受害者。這位曾先生，原來本是在重慶天上宮出家的小沙彌，法號果能。話說那清末辦學，有一項相當得罪菩薩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廟產助學，果能廟裏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幹脆一咬牙自行出資送他去日本留學，於是果能和尚便將“僧”字改為“曾”字，從“僧果能”，變成了“曾果能”，就這樣東渡日本求法去了。
無奈那年頭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大勢之下，果能和尚終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掛單雲遊訪寺尋僧，卻偏跟著東洋鬼子學了一堆歪門邪道的自然科學。等到他終於學成從日本海歸，便跑到重中講植物學。不過他早年沒有受過正規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後又學的是植物學，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於編的講義很不入學生們的法眼。比如說，曾老師想描述這樣一個事實：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頭的人很少——他就這樣很坦率地寫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綠色之球者鮮矣。”這話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文言底子確實夠嗆，於是同學們大笑，認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約不去上他的課，生生地把他給氣跑了。不過這位寫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個亂黨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會在日本的早期會員名單，就會發現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