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之二
黎東方先生講史之學
(唐振常)
遠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聞黎東方先生大名。時值抗日戰爭期間，黎先生執教重慶中央大學、複旦大學和三台東北大學，常在四川各地講演曆史，高壇設座，講古說今，以曆史勵人心而鼓抗戰，名動一時。我雖未曾躬逢其盛，每於報端得讀講詞，並聽者受鼓舞之報道，未嚐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後，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曆史巨著五大冊，曰《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上、下冊)、《細說民國》，謂將為是書出大陸版，而命以序，並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歲的高齡了。餘小子學不逮，年齒不及，何敢為前輩長者之書作序，辭謝再三，終感於黎先生為講史之學迄老不衰的壯誌與深情；黎先生與崔君書，複殷望我能承乏為序，此亦長者激勵後生之意，何敢再辭焉。乃踵武鄧廣銘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講史之學。
讀黎先生四史，確為史，為元之史，為明之史，為清之史，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寫法相同，取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職官、製度、地理、文化、學術等等，分列為若幹題目，縷而述之，如治棼理絲，串置散錢，以成規模。其選擇題目，自由度較大，而寫作之際大小自如，不必過於拘束，然又須得其要領，書非通史之作，而合讀一朝所有各節文字，實有可得此朝斷代通史之貌的收獲。各節分述，不同於史學論文專題的研究，無須如同寫作專題論文的深入細致，詳述盡證，隻須講明事實，論證得宜，讀之亦如同讀了關於這一朝代的許多專題文章。
黎先生采取這樣的寫作形式，得力於他的史學素養和多年講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讀清華大學，專攻史學，受教於梁啟超先生，後又遊學巴黎大學，從名師多人學習史學和哲學，得博士學位。一九三一年歸國後，相繼執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抗戰軍興，黎先生除了繼續執教，時應各地之請，為各界人士講演曆史，通識古今，激勵抗戰。側聞黎先生擅長講演，有雄辯之才，每講史，輒能鼓動全場，聽者動容。又曾在重慶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工作，兼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有編輯教科書的經驗。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台灣和美國，續任大學教職。一生的學識經驗，積而為講史之學。四史之成，有賴於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曆史通俗化的工作。難得的是，以黎先生這樣有成就的史學家，甘心於教學之餘，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樂為曆史通俗化而終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嚴格按照曆史去寫，不造作，無虛飾，極為謹嚴，保持了一個史家應有的態度。隨手翻檢，如關於多爾袞和孝莊皇後是否結婚之謎，謂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銷毀幹淨，現在所能依據的蛛絲馬跡，隻是張煌言的四句宮詞：“上壽稱為合●樽，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此雖不足為據，然下文擺出了幾件可疑的事，用詞極為謹慎，但亦同下了結論。於康熙年間忽然有所謂朱三太子產生的事，書中是各說並存，不為一己之論。反之，對於史有明載的事件，書中則據以分析，斷然作結。如對雍正，既述其狠，複敘其功，羅列事實，作結雲：“當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當了六十一年的治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說法，誠然可以討論，但並非憑空而說，畢竟可稱為一家言。雍正朝設立軍機處，對於集中皇權統治，架空“內閣”，起了關鍵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權政治演變的大事，對於此後清代政治關係甚大。書中對此，有較詳的敘述，從軍需房發展到軍機房，再演變到軍機處，均有考訂，使我們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權，又明白張廷玉把內閣票擬之權獻給雍正的始末。讀史明源流演變，方可據以為論，不落入空泛，甚或牛頭不對馬嘴。
讀史，了解各代官製是極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稱為入門。本書對於各代官製的變化很注意，各有詳略不同的論述。最見功力的，是對於明代官製的論證，一共寫了十二節，計近四十頁文字，考訂翔實，論述精確，於治史及讀史皆有助。讀之，既見明代官製的上承和變革，而對於了解清代官製的承襲變化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