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書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陰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間替它寫了序文。序文中稱讚它是“雷霆之聲”，又說“改製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複。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爾。鄒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才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這時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裏的愛國學社。他是愛國學社第三第四年級的國文教員。中國教育會的辦事處也設在愛國學社之內。鄒容既不是中國教育會的董事，也不是愛國學社的學生，卻以革命同誌的情誼住在學社之內，和學社的師生結成一片。學生之一章行嚴(士釗)，受《蘇報》之聘，於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開始，擔任主筆，每日發表“言論”一篇。第一，便是很驚人的《論中國當道皆革命黨》，登載在五月初二日的該報。初六，他登載了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書》；十四日，他登載了自己所寫的《讀革命軍》。在此前後，他也登載了章炳麟的《介紹鄒容革命軍》與鄒容的《革命軍》自序。
章行嚴在當時是一個革命的弄潮兒。倘若沒有他運用主筆的職權，在《蘇報》上發表這幾篇文章，《革命軍》始終隻是一本秘密的小冊子而已，不致於導致軒然大波的“蘇報案”，而連帶成為轟動全國上下、人人想讀的奇書。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書》裏麵，有“載湉小醜，不辨菽麥”八個字。章行嚴在《讀革命軍》裏麵，發揮鄒容的“教育”理論，說“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備省以壓製革命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製政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
清廷的商約大臣呂海寰，在這一年四五月間，便已看不慣上海誌士們的愛國活動，向江蘇巡撫恩壽建議捉人。他在寫給恩壽的信中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他前後向恩壽開了兩次名單：第一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吳敬恒、鈕永建、湯槱(爾和)。第二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恒、黃宗仰。
蔡、吳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館陸軍自費生風潮以後，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鈕、湯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參加了留日學生拒俄義勇隊以後。被推為該隊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凱請纓，見不到袁世凱而幾乎被捕，從天津來到上海的。陳範是《蘇報》的老板。馮鏡如原為橫濱興中會會員，此時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廣智書局。章炳麟以中國教育會董事的資格，在愛國學社擔任義務教員，靠賣稿維持生活。黃宗仰是當時中國教育會的會長，別號“烏目山僧”，和上海的猶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頗有往還。
蔡、吳二人從日本回到上海之時，有第一批老留日學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葉瀚(浩吾)等若幹人，在張園開了一次“協助亞東遊學會”，請蔡、吳出席報告公使館風潮的經過，當場議決了一麵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參謀部洽商，準許自費生不經公使保送而學習陸軍，一麵積極籌劃在上海自辦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