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黨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的分子。清廷堅持收鐵路幹路為“國有”，弄得立憲黨人情願與革命黨合流，區區趙爾豐怎能挽回這個局麵呢
在保路風潮之中推波助瀾，給清廷幫倒忙的，又有端方、瑞瀓。端方是滿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舉人，捐得了員外郎，曆官郎中、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宣統元年（1909年），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於慈禧太後梓宮奉安之時，因“橫衝神路”而丟官。宣統三年，他花了幾十萬兩銀子，買得了“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懷討好，希望擠走趙爾豐，取得四川總督的地位。瑞瀓是滿洲正黃旗人，姓博爾濟吉特氏，貢生出身，當過筆帖式（錄事）、主事、員外郎、道員、接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薦而升為江蘇巡撫，最後作了署理湖廣總督。此人最怕端方搶他的湖廣總督，便竭力慫恿端方擠趙爾豐。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給端方帶到四川去。
趙爾豐對於保路同誌會，起初也不想采取強硬手段。他替四川鐵路公司股東會顏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彈劾盛宣懷的呈文，於閏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給他一個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電報，裏麵說：“此時如純用壓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幹外縣已經從七月初一日開始，相率罷市罷課了。
成都及外縣的罷市罷課，可說是端方與盛宣懷引起來的。端方派了一個李稷勳，充任所謂“川漢鐵路駐宜（昌）總理”。這李稷勳不與股東們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現款數百萬元交郵傳部。股東會要求撤換李稷勳，盛宣懷反而請旨，以“欽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勳的地位。“欽命李稷勳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在七月初一目到達成都；當天下午，成都便開始罷市、罷課。
罷市罷課的另一導火線，是瑞瀓與端方兩人的一篇聯名會奏，奏文中有這麼幾句話：“自鐵路國有命下，反抗者盡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紳董，多不謂然。詢之蜀人，眾口僉同。……請飭川督嚴重對待，以遏亂萌，而靖地方。”趙爾豐把這篇奏文交給保路同誌會會長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東大會中報告給大家聽。“報告甫畢，會場一片哭聲、喊聲、罵聲、捶胸跌足聲、演說聲、糾察整飭秩序聲，會長靜眾聲，轟動會場。時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幾案者數起，又茶碗破裂聲、幾案倒聲，滿場熱焰欲燒。於是會場有喊須罷市者，有喊須停課者……”
七月初一日這一天，成都的空氣真夠緊張。上午，開了股東會大會，蒲殿俊報告了端方與瑞瀓的會奏，引起公憤；中午，欽命李稷勳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到達成都，立刻，全城便飛滿了傳單，傳單上說：“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厘稅雜捐，概行不納，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萬人同白。”差不多同時候，趙爾豐出了一張告示，告示上說：“諭爾商民，莫聽浮言。如有誤犯，拿辦可憐。妥議路事，必須文明。何若妄舉，自害安寧。苦言相勸，大眾敬聽，貿易照常，各謀營生。”下午兩點鍾，保路同誌會舉行會員大會，到會的傳說有數萬人之多，情況的悲壯熱烈，更甚於上午的股東大會，公推羅綸與鄧孝可到督署見趙爾豐。散會的時候，全城的過半數商店已經關門。趙爾豐向羅、鄧二人表示：“為郵傳部而罷市，則風馬牛不相及。為川督而罷市，自問無對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後的事好辦，須得本日仍照舊開市。”羅、鄧二人說：“我們自當設法向商民勸解。但是，罷市與暴動不同。倘若僅僅罷市而不暴動，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帥始終維持。”趙爾豐與羅、鄧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東與若幹紳士，在夜間二更時候（十一點鍾左右），開會研究維持秩序、防止暴動的辦法。王人文此時還不曾離開成都（官職是川滇邊務大臣），也到了會場，發表演說。和他一齊來演說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觀聽者約數千人。”開會的結果，是議決了“由各街公舉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與區官接洽。街中有暴動者，街眾見之，則一麵勸阻，立即報知舉出人，與巡警勸阻之。不聽，則請區官處理之。巡警見之，亦先報知舉出人勸阻之。不聽，則處理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