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慶親王叫烏珍將他押解回藉。
旅京的四川同鄉，包括官吏、商人、學生，在四川會館開了幾天的會，上了好幾次的呈文與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訴冤。其中，隻有以法部左丞曾鑒領銜的京官聯名呈文，被都察院轉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給端方，“按照所陳各節，查明實在情形，秉公分別核辦。”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岑春煊是廣西西林人，當過四川總督與兩廣總督。趙爾豐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來，已經構成對他總督地位的威脅。岑春煊來，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權岑春煊統率川省新舊各軍及各路援軍。岑春煊興高采烈，從上海的寓所乘輪西上，到了武昌。他在離開上海以前，打電報給四川文武官吏“不許貪功生事，不得擅行殺戮，即倡亂之人情節最重者亦暫行羈留”，等候他到川以後再行查訊。同時，他打電報給四川的父老子弟，說：“春煊衰病侵尋，久無用世之誌。然念及蜀事糜爛，吾父老子弟，已在顛連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當進吾父老子弟於庭，開誠布公，共籌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於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而後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複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後，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個電報給郵傳部，再度建議“將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現款發還。”（他第一度作此項建議，是在上海啟程以前，打電報給清廷，奏請“敕部”如此如此。）他在這再度建議的電報中，加強語氣，說“股款全還，實為要義，若未能照允，則事終難定。自愧病軀，仍必極力請退，免誤事機。”
第二天，湖廣總督瑞瀓打了一個電報給盛宣懷，說“今午與西林（岑春煊）論川事，其意仍堅持：一，不主辦首要；一，商股非還給十足現銀不可。……果西林挾此宗旨，則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瀓竊為西林危之。……聞西林既視大部複奏為進止，則將所請各節量為議駁，西林勢必力辭，趁此降旨照準。則於川事、西林兩方麵均可顧到。”瑞瀓的動機，實際上完全替端方謀四川總督的位置，何嚐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著想。
端方在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活動到“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設立“公所”，於六月間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辦保路風潮。他在七月十六日離開武昌，八月初九到達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達重慶，九月二十二日到達資州（資陽）。隨他而來的，有步兵第十六協的三十一標三個營，與三十二標的一個營。
步兵第十六協原駐湖北，被瑞瀓撥交端方，帶來四川。協統姓鄧，名承拔。三十一標的標統，姓曾，名廣大。三十二標的標統，姓孫，名安國。這兩標裏麵的革命黨人很多，不過，兩標的領袖（文學社的標代表）江國光與單道康二人，由於必須留在武昌，積極準備起義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職務，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讓軍官與兵士知道風聲。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資州，仍舊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從成都托人帶來密函給楊毓林，楊毓林告訴管帶（營長）陳鎮藩，陳鎮藩在端方命令官兵準備開撥、移軍陝西之時，首先表示反對，而且在訓話以後公然剪了辮子，向端方挑戰。（陳鎮藩是湖北安陸人，同盟會會員，一度被東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長，當時因事未能回鄂就職。）